那段时间,柳如烟来佛山住了半个月。她住在酒店,白天我去医院,她自己在佛山逛。晚上她来医院门口等我,穿一条碎花裙子,踩着帆布鞋,头发披着,发尾有一点自然的弧度。她靠在榕树底下看手机,看见我出来,把手机收进包里,笑一下。不是那种等你很久了的笑,是刚好抬头看见你的那种笑。
她有一种本事,在任何一个陌生城市都能找到最好的馆子。不是看广告,不是查攻略——零几年,手机还是诺基亚,上网要靠电脑。她靠的是朋友。她朋友多到什么程度,我后来才知道。不是那种点头之交的多,是走到哪个城市都有人请她吃饭的多。她在佛山还没下火车,接风的电话已经打过来了,对方说柳小姐你来佛山必须让我安排,她笑着说别了别了,我有人陪。挂了电话她跟我说,这人是我爸的客户,做陶瓷的,非要请我吃饭。我说你怎么不去。她说我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他的。
但她找馆子还是靠朋友。那天下午她一个人在医院附近转,用手机打了个电话,问她一个在广州做潮汕砂锅粥连锁的富二代朋友,佛山有没有好地方。对方说了几个名字,她一个一个记在手机备忘录里。然后她一家一家找过去,不是看门面,是看门口停的车。她说本地牌照的豪车多,老板通常是本地通,厨师不会差。她最后找到的那家私房菜,在我每天上下班路过但从没拐进去过的巷子里。巷口堆着几辆破自行车,墙上的青苔从砖缝里洇出来。门口没有招牌,只挂着一盏红灯笼。她走进去订位,跟老板娘聊了几句,把号码存进手机。
晚上她带我去,老板娘看见她就笑了,说柳小姐又来了。她下午来订过位,老板娘记住了她。吃完饭她买单,几百块,轻飘飘的,跟她当年把三张钞票放在床头柜上说“是我要来的”一模一样。但那时候是憋屈,现在不是了。不是习惯了,是她把我喂饱了。她这半个月请我吃了不知道多少顿,从海鲜酒楼到巷子里的私房菜,从不让我买单。一开始我还抢,后来不抢了。她说不喜欢抢单的男人,显得小气。她说她爸也从来不抢单,该他请的一分不少,不该他请的别人也抢不过他。这是规矩。我说这也是你爸教你的。她笑了笑说不是,是我妈教的。我妈说,一个男人在饭桌上的样子,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样子。她说你吃饭的样子还行。我说什么叫还行。她说你有好习惯。我没问她是什么好习惯,但我知道她说的是我把菜汤拌在饭里一筷子一筷子往嘴里扒的样子。在她眼里那不是软饭,是好习惯。她总能从别人看不起的东西里看出好来。
她教会我很多东西,随口说的都能让我受益匪浅。我们吃完饭往回走,她挽着我的胳膊,白裙的下摆蹭着我的裤腿。她说她爸在省城做建材批发,三个门面,最近在谈一个工程项目,对方是国企,压价压得狠。她爸跟对方吃饭,一桌人喝了四瓶茅台,合同还是没签下来。她说你猜我爸怎么办。我说找关系。她说不是,他把那家国企的竞争对手找来了,两家坐在一起吃饭,当场就把价格抬上去了。她说这叫借势。不是你求别人,是让别人知道你还有别的选择。我听着,觉得她爸比我见过的最精明的生意人还精。而她把这些事情当家常讲给我听,像在讲今天超市的鸡蛋打折,哦,她不关心鸡蛋打不打折,我关心。
有一天我们在酒店房间里,她坐在床边涂指甲油。浅粉色的,涂得很慢,小拇指翘起来,刷子从左到右一笔一笔抹过去。她涂完一只手,举起来对着灯看,然后把手伸到我面前,说好看吗。我说好看。她说你每次都这么敷衍。我说真的好看。她笑了,把手收回去继续涂另一只。她涂指甲油的时候跟我说,她爸想让她出国读个MBA,回来帮她哥打理生意。她说她不想去,想自己开个工作室。我问做什么。她说还没想好,可能是品牌策划,也可能是别的。她说她去过一次婚礼策划公司的推介会,那些人把婚礼做成了舞台剧,新郎新娘像演员,台词都是写好的。她说她不喜欢。她以后结婚,不要在酒店,要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我说你家有院子。她说有,她爸在郊区买了块地,盖了一栋小楼,院子里种了桂花树,秋天的时候香得整个院子都是。她说到这些的时候,指甲油涂到了手指边上,她用棉签蘸了洗甲水擦掉,很仔细,擦完又补了一笔。我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忽然觉得她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她说的那些院子、桂花树、工作室,对我来说像电影里的场景。但她讲这些的时候,语气跟她讲超市鸡蛋打折一样,平平常常的。但她不关心鸡蛋。
她从来不问我挣多少钱。她知道我在男科医院上班,但她从来不问具体做什么。有一次她来医院等我,我从手术室出来,白大褂还没脱。她看着我,忽然说你们医院的护士都挺漂亮的。我说还行。她说你没跟她们勾搭。不是问句,是陈述,像陈述一个数学定理。我说没有。她看着我,嘴角弯了一下。那种弯法跟幽幽不一样。幽幽是雨停了之后云缝里漏出来一线光,她是早就知道太阳在那儿,只是懒得抬头看。
那半个月里我们睡了很多次。不是那种偷来的急切的性,是像夫妻一样的那种。早上醒过来,她翻过身把脸埋进我脖子里,头发蹭着我的下巴。我闻到她头发上的味道,是香奈儿CoCo小姐。是我送的那瓶吗。她起来洗澡,水声从卫生间传出来,哗哗的。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片水渍。她出来的时候裹着浴巾,头发湿漉漉的,坐在床边用毛巾擦。她说你今天几台手术。我说五台。她说做完早点回来,晚上去吃海鲜。我说好。这样的早晨让我觉得不真实。不是她不真实,是我自己不真实。像一个穿着借来的西装去参加晚宴的人,坐在长桌最里面,面前摆着银制的刀叉,左右都是谈吐得体的人。他们冲我笑,我也冲他们笑。但我知道这身西装不是我自己的。
有一天晚上,我们从海鲜酒楼出来,她喝了一点酒,脸红扑扑的,挽着我的胳膊走在佛山的老街上。路边有个卖唱的,弹着吉他唱《后来》。她停下来听了一会儿,从包里掏出一张二十块放进琴盒里。卖唱的小伙子冲她点了点头,她笑了笑,拉着我继续往前走。走到河边的时候她忽然说,阮正君,你知道吗,我第一眼见你就觉得你矮。我愣了一瞬,然后说你那时候就说过了。她说我知道,我又说一遍。她站住,转过身看着我。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河边的石栏杆上。她伸出手,两只手捧着我的脸。她的手心是凉的,还带着刚才那杯冻柠茶的温度。
“但你其实不矮。”她说。
她把我的脸往下拉,踮起脚,嘴唇碰了碰我的额头,然后松开手。白裙子的下摆在河风里晃了一下。她转身往前走,鞋跟踩在石板路上,咯咯咯的。我跟上去。她挽住我的胳膊。我说裙子很配你,不便宜吧,她轻描淡写把身上价格做了个统计,上万块了,但她说得很轻,像在说她今天吃什么早饭。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被子拉到胸口。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她锁骨上。她忽然说,阮正君,你觉得你能往上走吗。我没说话。她说,不是挣钱,是往上走。她翻过身看着我,眼睛很亮。她说她回去要在她爸公司旁边开个建材店,卖高档木地板,进口的,德国货,利润比瓷砖高好几倍。她连供应商都联系好了。她需要一个懂行的人帮她盯着店面。
“你来省城吧。”她说。
月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睫毛的影子投在颧骨上。我看着她。她不是在开玩笑。她想让我去省城,去她的世界。她说那些话的时候,语气跟她说“是我要来的”一模一样。不是请求,不是商量,是一个选择摆在你面前,你接不接是你的事。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她那我算什么。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把被子裹紧了一点。过了很久,久到月光从她肩膀移到腰上。她的声音闷在枕头里说,我跟我爸提过你。然后翻过身来,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说着说着,过了一会儿,她的呼吸匀了。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片水渍。她说的“往上走”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应该是她爸给我指的路,她只是在告诉我,她看见了我身上的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她自己也有,所以她不觉得稀奇。但对我来说,那东西从来没人看见过。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它在那儿。
柳如烟走的那天,是她自己叫的出租车,没让我送。在酒店门口她回过头来,两只手插在碎花裙子的口袋里,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一下,那种没心没肺的笑。她说好好想想。然后钻进车里,关了车门。出租车开走了,尾灯拐过街角,看不见了。
我站在酒店门口,手插在口袋里。佛山的夏天闷得厉害,空气黏糊糊地裹在身上。大排档的油烟机轰轰响,摩托车突突过去。我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往回走。路过那棵榕树的时候停了一下。她这半个月每天都靠在这里等我。现在这里空了。
回到宿舍,我打开衣柜。衣柜角落里塞着那本翻烂了的《内科学》。我把书抽出来,翻到某一页。纸页间夹着幽幽的画,我没打开它,把它夹在了另一本不常看的书里。书重新塞回衣柜角落。
西装还挂在那里。我关上衣柜门,躺下来,面朝天花板。天花板上那片水渍还在,黄黄的,像一张模糊的脸。柳如烟说的那句话在我脑子里来来回回地撞——“往上走。”她自己说的,她妈教她,一个男人在饭桌上的样子,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样子。她说我吃饭的样子还行。不是好,不是优秀,是还行。她从别人看不起的东西里看出好来,她看我,大概也是这样。在她眼里,我不是那个缝□□的男科医生,不是那个在KTV角落里看三爷摆手的人。我是她说的那个“还行”的人。往上走,不是挣更多钱,是换一种活法。从底下往上看,看到的是门槛、脸色、老孙家茶几上那杯烫手的茶。从上面往下看,看到的是路。她爸从小把她抱到路中间,告诉她你看,这里可以走。她站在路上,回过头来跟我说,你也可以来。
而我呢?我这辈子学的是忍,是藏,是把菜汤倒进饭里拌一拌咽下去,是站在楼道里对着脱了皮的墙站很久。但我还学过别的。我学过在手术台上缝出整整齐齐的针脚,我学过在酒桌上替项昆挡酒,我学过在太平间的过道里把病人的命从片子上揪出来。那些年我翻了无数遍的《内科学》,书皮都翻烂了,上面划满了横线。我翻了那么多年,骗了那么多人,原来也真的学会了一些东西。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衣柜上。那件西装挂在黑暗里,安安静静的。我闭上眼睛。幽幽现在不在我脑子里。我想的是柳如烟。想她说的“往上走”。想她在河边捧着我的脸,说“但你其实不矮”。想她在酒店门口回过头来,白裙子的下摆在风里晃了一下。她说好好想想。好。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