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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袭来（第1页）

建安元年冬，瘟疫来了。

谯县的冬天一向干冷，西北风刮过黄土夯成的院墙，能把人的脸割出裂口。往年这时候，村子里最常听到的是咳嗽声——老人咳，孩子咳，狗在夜里吠，鸡在凌晨啼。但今年不一样。

今年，第一个倒下的人死在谯县东市的一个肉铺前。他早上还蹲在摊位边啃杂粮饼子，中午就开始拉肚子，拉到日头偏西，整个人缩成一张皱巴巴的皮。有人用门板把他抬到医馆，还没进门，人就已经凉了。

没有人当回事。每天都有死人，乱世嘛，死个人跟死条狗差不多。

但第二天，东市又有三个人出现了同样的症状。第三天，七个人。第四天，十七个。

消息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沛国。不是普通的伤寒，是一种来势更凶、走得更快的病——剧烈腹泻，喷射状的黄水，一天拉几十次，拉到人站不起来。然后是高烧，烧得胡言乱语，烧得浑身滚烫。从发病到死亡，快则三天，慢则五天，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掐住了人的喉咙，一点一点地收紧。

第一批病人送到济世堂的时候，顾湘还以为是普通的急性肠胃炎。那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被人用牛车拉来的，躺在车厢里盖着破棉被，脸色蜡黄，嘴唇干裂，眼窝深深地凹进去，像两个干涸的坑。

顾湘给他做了检查——腹部柔软，没有明显的压痛点，但肠鸣音亢进得像打鼓。她让吴普煎了一剂黄连汤，又叮嘱病人回去多喝米汤。汉子道了谢，被人扶上牛车，吱吱呀呀地走了。

她以为这就完了。

第二天，五个。

当第五个人被抬进济世堂的时候，顾湘正在院子里切黄芪。她听到阿香在前面喊“先生——又来一个——又来一个——”，放下刀走出去，看到诊室门口横七竖八地躺着五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同一种表情——那种从身体深处被掏空之后的、空洞的、灰败的、像一盏快要灭掉的灯。

她的职业本能像一根针，猛地扎进了她的太阳穴。

这不是散发病例。这是暴发疫情。

“隔离。”她转身走进诊室，对华佗说。语气不是商量，是命令。

华佗正在给一个老人诊脉，三根手指搭在病人的寸口上，指腹微微用力，感受着那根跳动的弦。他闻言抬起头，目光里带着询问。那目光的意思很明确——你在说什么？

“把所有已经发病的人和没有发病的人隔开，”顾湘语速很快，像拉满了的弓弦，“不能让健康人接触到病人。不是减少接触，是不能接触。衣服、用具、粪便、呕吐物，全部单独处理。”

华佗把手指从病人的手腕上收回来，慢慢站起身。他的眉头皱在一起，眉心的竖纹深得像刀刻的。他在医书里读到过“疫”的描述——黄帝内经里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但他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种规模的传染病。

“村人不会同意。”他说，语气不是反驳，是陈述事实。他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太清楚这些人的想法了。家里有人病了，家人不可能不照顾。这是孝道，是亲情，是天经地义。你让他们把亲人隔开，不让靠近，他们会觉得你疯了。

“那就设一个专门的地方，”顾湘没有退让，“让病人集中住，家人不能随意进出。派人专门照顾，进去的人要穿专门的衣服，出来要洗手。不是洗一下，是用力搓，用酒擦，用开水烫。”

华佗看着她。

他从顾湘的语气里听出了某种东西——不是害怕，不是焦虑，而是一种他在战场上才见过的、将帅面对敌军压境时的战前紧绷。她的下巴微微收紧，瞳孔里有一种燃烧的光。她不是在“建议”什么，她是在“指挥”什么。

他认识她快一年了。她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过话。

“你觉得这次很严重？”他问。

顾湘张了张嘴，没有立刻回答。她走到诊室门口，看着外面院子里那五个躺着的病人，他们的脸在正午的阳光底下，没有一丝血色。

“腹泻性疾病的死亡率取决于脱水程度，”她说，声音低了下来，像是说给自己听的，“这里的病人喝不到干净的水，补充不了电解质，三天就能脱水而死。如果不控制传播源，整个村子——不，整个县——都可能沦陷。”

她说“电解质”的时候，华佗的目光闪了一下。他没有问那是什么。他从她的眼睛里读出了一个他不会忘记的数字：三天。

华佗站起来，整了整衣襟，迈步往外走。

“我去找保长。”

村里有威望的保长姓刘，六十多岁，是个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黄土地的老农。他的脸被风霜刻满了沟壑，手指关节粗大得像老树的根节。他没读过书，不认字，但他知道一件事：华佗说的话，得听。

不是因为迷信，而是因为华佗在这个村子行医二十年，救过他的孙子、他的老伴、他的邻居、他的邻居的邻居。二十年积累下来的信任，比任何文书都管用。

华佗把情况一说，刘保长的反应出乎意料地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