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蓉的葬礼在她支教的那个村子里举行。
那天天气很好,太阳出来了,照在山坡上,照在那些低矮的土坯房上,照在学校操场上那根歪歪扭扭的旗杆上。村民们自己搭了一个灵棚,用竹竿和彩条布,上面挂着一块黑布,黑布上用白纸写着“沉痛悼念陈蓉老师”。灵棚前面摆满了花圈,有村里的,有学校的,有学生家长自己做的——用山上的野花扎的,五颜六色的,在阳光下格外鲜艳。
苏棠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那些孩子。他们穿着校服,整整齐齐地站在灵棚前面,最小的才五六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一二岁。他们的脸上没有眼泪,他们还不懂什么是死亡。他们只知道陈老师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有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手里举着一张画,画上是一个大人和一群小孩,大人穿着裙子,小孩都笑着。画的下面用铅笔写着四个字:“陈老师好。”字是歪的,大小不一,“老”字写得太宽,“师”字写得太瘦,但每一笔都那么用力,那么认真。
陈蓉的母亲没有来。她在省城的医院里,还不知道女儿已经死了。没有人敢告诉她。她的病已经很重了,医生说受不了刺激。陈蓉的父亲来了,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的火车,又坐了几个小时的面包车,才到了这个他从没听说过的地方。他是一个瘦小的老人,背微驼,穿着一件蓝色的旧中山装,袖口磨得发白。他站在灵棚前面,看着女儿的遗像,看了很久。遗像是从她大学的学生证上翻拍的,那时候她二十出头,扎着马尾辫,笑得很灿烂。
“她妈说,蓉蓉这孩子,从小就有主意。高考填志愿,她非要报师范。我说当老师辛苦,她说我不怕辛苦。毕业了,她分到城里的小学,干了两年,她说要去支教。我说去就去吧,一两年就回来。她去了,就没回来。一年又一年,总是说再等等,再等等。等什么呢?等那些孩子毕业?等学校修好?等什么呢?”
老人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只有自己能听到。
苏棠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说“陈蓉老师是个好人”,但这句话太轻了。好人太多了,但不是每个好人都会死。她想说“她的举报信我们会查下去”,但她不知道能不能查下去。那些钱已经被分掉了,那些人还在位子上坐着,那些孩子还在吃着快要过期的饼干。一切都不会因为一封信而改变,一切都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而停止。
葬礼结束后,苏棠在学校门口站了很久。太阳快落山了,金色的光照在操场上,照在那根歪歪扭扭的旗杆上,照在那些孩子们画在墙上的画上——太阳、花朵、小鸟、大象、长颈鹿,还有一个长头发的女老师,站在一群小朋友中间,笑着。
苏棠转过身,看到林清站在不远处的树下,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信封很旧了,边角都磨毛了,像是被翻过很多遍。他把它递给她,说:“在她的宿舍里找到的,压在枕头下面。”
苏棠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封信,是陈蓉写给妈妈的,没有寄出去。信的开头是:“妈,对不起。我又不能回去了。学校的事太多,走不开。你的药我寄了,应该快到了。别舍不得吃,不贵的。等我忙完这阵子,一定回去看你。爱你的女儿,蓉蓉。”
信的末尾,她用很小的字写了一行:“妈,我想你了。”
苏棠把那封信折好,放回信封里。她的手在发抖,但她的声音是稳的:“林医生,我们一定要查下去。”
林清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