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梁的妻子叫王素梅,二十九岁,比他小三岁。他们是在老家相亲认识的,结婚八年,女儿七岁。她在一家电子厂上班,每天站十一个小时,做手机屏幕的质检。她的眼睛不太好,总是眯着看东西,厂里的医生说是因为长期盯着强光。
她来认尸的时候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晒得黝黑的皮肤。她的头发用一根皮筋扎着,几缕碎发贴在额头上,是被汗浸湿的。她的眼睛红肿,但脸上没有泪痕,可能是在来的路上已经把眼泪流干了。
苏棠陪着她进了停尸间。她站在铁床边,看着白布下那个人的轮廓,站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用指尖碰了碰白布的边缘,像是在试探水温。她终于掀开了布,看到了陈国梁的脸。
她没有跪,没有哭,没有喊叫。她只是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紧紧攥着裤腿,攥得指节发白。她看着那张脸,看了很久,久到苏棠忍不住轻声叫了她一声:“王姐?”
她转过头看着苏棠,嘴唇哆嗦了两下。
“苏警官,他最后有没有说什么?”
苏棠看了林清一眼。林清微微点了点头。
“他说,他女儿只有一个爸爸。”
王素梅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地流,顺着脸颊,顺着下巴,滴在那件深蓝色的工装上,看不出痕迹,因为工装已经被汗浸湿了。她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然后弯下腰,把那块白布重新盖好,仔仔细细地掖好边角,像在给一个孩子盖被子。
“苏警官,”她的声音很平静,“平台的人来过了。说给五万块钱,让我签字。我没签。”
“他们说这是什么钱?”
“道义上的补偿。不是工伤,不是赔偿,是他们‘人道主义’给的一点心意。”她说“心意”两个字的时候,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我说我不要心意。我要我老公。”
苏棠握住了她的手。那双手很粗糙,指甲剪得很短,指纹都被磨平了。这是一双在流水线上站了太多年、拧了太多年螺丝、做了太多年质检的手。这双手没有摸过钢琴,没有握过高尔夫球杆,没有戴过钻戒。它们只会在深夜里,轻轻摩挲一个七岁女孩的头发,把她哄睡。
“王姐,”苏棠说,“您需要我们做什么?”
王素梅抬起头,看着苏棠,又看了看林清。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被累死的。我想知道我有没有资格怪他。”她的声音终于开始发抖,“他不是不顾家的人。他每天跑那么多单,是想让女儿上好一点的学校,是想让我少加一点班。我知道他累,但他从来不说。他从来不说。”
林清把那瓶水递给她。
“王姐,尸检报告需要几天才能出来。出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您先不要签任何东西,也不要答应任何条件。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她把那张名片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