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的奶奶是在判决后第三天来法医中心的。
她不知道从谁那里打听到了林清的名字,一个人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从城北的棚户区换了好几趟车,才找到这里。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军绿色棉袄,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巴的布鞋,手里拎着一个编织袋,袋子里装着几个红薯和一捆葱。
“林法医,这是我自己种的,不值钱,你尝尝。”她把编织袋放在林清桌上,声音很小,低着头,像做错了什么事。
林清没有推辞。他请她坐下,给她倒了杯水。
“老人家,您找我有事?”
陈宇的奶奶坐在椅子边上,两只手捧着一次性纸杯,水在杯子里晃来晃去。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又闭上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
“林法医,我孙子……他不是坏孩子。”
林清没有说话。
“他爸妈离婚的时候他才四岁,他妈走了就没回来过。他爸在外地打工,一年回来一次,有时候一次都不回来。是我把他拉扯大的。”她的声音开始发抖,“我一个人,没有文化,没有钱,只能给他吃饱穿暖,别的教不了。他小的时候还听话,上了初中就不行了,跟外面的人学坏了。我也想管,但管不住啊。我打他,他比我高两个头,我打不动了。”
她抹了一把眼泪。
“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有血。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后来警察来了,把他带走了。我在门口站着,看到警车开走,两个红点在黑夜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最后没了。我从那天晚上开始,眼睛就不太好了,看东西总是糊的。”
林清把那杯水往她面前推了推。
“老人家,您今天来,是想让我做什么?”
她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着林清。
“林法医,我那个不争气的孙子,会不会坐牢?”
林清沉默了几秒。
“不会。法院判了缓刑,他不用坐牢。”
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肩膀一下子塌了下去,像是卸下了一副很重很重的担子。然后她又紧张起来,凑近了一些,声音压得很低:“那他以后还能上学吗?他那个学校说把他开除了。他没地方去了。他才十六岁,不去上学能干嘛呢?”
林清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想说,你的孙子打了一个人,打了三十七处伤,打死了那个人。那个人也有母亲,也许有妻子,也许有孩子。那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证据,只剩下那张连字迹都模糊了的照片。而你的孙子还可以回家,还可以吃饭,还可以看电视,还可以在缓刑期间“认识错误、改过自新”。
但他没有说。他说不出口。因为他看到了老人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除了悲伤,还有恐惧——对自己唯一的孙子前途未卜的恐惧。她的恐惧是真实的,和那个死在桥洞里的老人曾经的恐惧一样真实。只是前者有人倾听,后者没有。
“老人家,”林清站起来,“我帮不了他。您回去吧。”
她站起来,把那杯没怎么喝的水放在桌上,拎起那个空空荡荡的编织袋,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林法医,那个被打死的人,有没有家人?”
“目前还没有找到。”
“那他葬在哪里?”
“民政局火化的。骨灰……应该还在殡仪馆。”
老人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她转过身,佝偻着背,一步一步走出了法医中心的大门。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照在那件褪色的军绿色棉袄上,照在那个空空荡荡的编织袋上。
苏棠站在门口,看着她走远。
“林医生,你说她会不会去给老刘上坟?”
林清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