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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承父兄之业的东吴之主孙权（第1页）

第十二章承父兄之业的东吴之主孙权

孙权用人立国的“得”与“失”

明末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讲过：

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而角立不相下：吴有人焉，足与诸葛颉颃；魏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也。

他认为，正是孙权富于知人之明，选用顾雍、陆逊等人为群臣领袖，这才奠定了江东鼎立之业近六十年的坚实基础。所以，《三国志·吴书》记载：

魏文帝（指曹丕）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

直接证明了孙吴旗下人才济济，令强敌也不敢轻易侵犯。孙权本人曾言：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

他是这么说的，在实践中大部分时间也是这么做的。故而，他凭借自己的知人之明、用人之才，“举贤任能、各尽其心”，这才抗魏拒蜀、卓然而立，实属难能可贵。

但孙权用人立国，既有其四大长处，又有其四大弊病：在创基立国的早期、中期，他的长处发挥得多、弊病克制得住，所以群策群力、屡战屡胜；到了晚年，他的长处发挥得少、对弊病克制不住，就出现了“两宫夺嫡”“朋党交争”“立嗣之危”等各种败笔。

在此，笔者一一剖析。

首先，我们来详细谈一谈孙权早年用人立国的长处。

选贤用能，以“准”见长

江东基业既定，而国之首辅最为重要。孙权舍张昭而任顾雍，足见其选贤之精准。他自己说得对：

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指张昭）性刚，所言不从，怒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

他认为张昭性刚而固执，是非太过分明，难以容人之异议，亦难以谅人之小过，会激化群臣内部矛盾。而顾雍为人宽厚沉稳，“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心无适莫”。这展现了他的公平性。同时，顾雍“于公朝有所陈及，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又展现了他进言、办事的灵活性与原则性结合得较好。所以，他选对了顾雍为相，以致政令平和、刑赏宽简，使国之根基立于厚实之地，非浅局薄德之袁绍、袁术可比。

在对外征伐之上，他选任的三位西翼主将：鲁肃、吕蒙、陆逊，亦是各有千秋。当与刘备集团联手抵抗曹操之时，他选用“临事不苟”的鲁肃，以大局为重，调和了刘备集团和孙吴集团的矛盾，令曹操在外无隙可乘；当与刘备集团不得不因重大战略利益而刀兵相见之时，他又选用“筹略奇至”的吕蒙，以白衣渡江之计一举拿下荆州，巩固了江东的整体利益；当与来势汹汹的刘备硬碰硬接之时，他又选用文武双全的陆逊，以持重而伺机，用“火攻”之策击溃了刘备四十余座连营。由此可见，孙权对于在什么时机、什么地方应该使用什么样的人才来克敌制胜，一向是谋算得十分精到的。在这一点上，他丝毫不亚于曹操和刘备。

任人授权，得“专”而彰

陆机曾作《辨亡论》评价孙权道：

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

实际上指出了孙权在任人授权方面素来是放手使用、专一不疑的。

例如《三国志·吴书·孙皎传》里记载：

后吕蒙当袭南郡，（孙）权欲令（孙）皎与蒙为左右部大督，蒙说权曰：“若至尊以征虏（指征虏将军孙皎）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权寤，谢蒙曰：“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禽关羽，定荆州，皎有力焉。

又如《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写道：

时事所宜，（孙）权辄令（陆）逊语（诸葛）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刘）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他这样做的效果就是：以专人而行专职，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牵绊，最大限度地提高办事效率。

另外，当有人从中行谗离间之时，孙权亦能洞明无疑、不受欺蔽。《三国志·吴书·诸葛谨传》记载：

时或言（诸葛）瑾别遣亲人与（刘）备相闻，（孙）权曰：“孤与子瑜（诸葛瑾字子瑜）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

他还大胆起用诸葛瑾，“迁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使诸葛瑾以下的流寓派士族们从此安下心来，共保江东。

育才培基，由“勤”而成

孙权创立吴基，以“用众力、用众智”对抗魏、蜀，本着“人一己百”的原则多方培育各类人才以充实军国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