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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早年的多岗位锻炼及成效（第1页）

司马懿早年的“多岗位”锻炼及成效

人的能力完全是从先天遗传而来的吗？不一定。人的能力完全是由后天学习而来的吗？也不一定。人的能力是在立足于自身禀赋之上再扎扎实实地锻炼出来的。

晋宣帝司马懿出将入相、文武双全，运计若张良，治国同萧何，用兵似韩信，御下如曹操，是一位超群出众的全才型枭雄。但观览史书，我们可以发现他终究不是“生而知之、不学而成”的神人。他的这些能力，完全是从苦心孤诣的锻炼学习中获得的。

少年时代的司马懿，确实有着过人的天赋。河北儒林清流之首崔琰评价他：“聪亮明允，刚断英特。”他的同郡名士杨俊，素有知人之明，赞誉他为“非常之器”。《资治通鉴》里称他：

少聪达，多大略。

可见，司马懿自幼便是早慧型奇才，在好学善思方面实为禀赋不俗。

俗谚说：“玉不琢，不成器。”在司马氏严谨务实的家风熏陶之下，司马懿各方面的潜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掘和发挥。即使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乱年代，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亦是充当了严父明师的角色，“教训诸弟，不为衰世解业”。《晋书·司马孚传》里也写道：

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

司马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自然是努力上进，造诣不凡。

很快，他的聪慧之誉远播四方。河内郡官署立刻送来辟书，将司马懿召为本郡的上计掾。这是司马懿从政入仕的第一个岗位。东汉时期，郡国上计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许多能臣干吏都是在这个职务上锻炼出来的。“上计”职事自战国时期已有渊源：各国地方长官，每年年初要把自己辖区的户口、垦田、赋税等各项预算数目写在木券上，上报国君，并把木券割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到了年终，官吏必须到国君那里去报核。国君根据右券亲自考核，或由丞相协助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相关官员予以“升、降、赏、罚”。

到了汉代，“上计”职事更加具体化了，是由地方长官定期向上级呈送上计文书，禀报本地治理情况。县令或县长于年终之际召上计吏将本县户口、垦田、钱粮、收入、狱讼状况等项目编制为计簿（亦名“集簿”），呈送郡国。根据属县的计簿，郡国内设的上计掾再统计起来，编制出全郡的计簿，由郡守或国相审定后上报朝廷。朝廷据此而核定各地郡守、国相之政绩，予以“升、降、赏、罚”。

司马懿出任本郡上计掾，证明他确是精于计算的干练之才。同时，司马懿也在上计掾这个岗位上锻炼出了自己“数字化管理”的卓越能力。东晋史学家干宝称他“行数术以御物”，诚为不虚。数十年后，他以六旬之龄、太尉之尊远征辽东公孙氏时，魏明帝问他：

往还几时可定战局？

司马懿胸有成竹地回答：

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

果然，后面的战事进程一如他之所料，分毫未差。而如此精确的谋算背后，却是他在上计掾之职上年复一年的锻炼和巩固而成的。

而且，上计掾一职，令司马懿对军国经济之道深有心得。《晋书》里写道，后来他建议曹操“广开军屯，且耕且守”，令魏朝“务农积谷、国用丰赡”。晚年他坐镇关中时，“穿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其源流均来自于此。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高门儒士出身的司马懿，对这样的卑职琐务毫不嫌轻，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东汉一朝，西凉名将皇甫规也曾任过本郡上计掾，堪与司马懿交辉于一时。

这时，远在许都的曹操听闻了司马懿于河内郡上计掾任上的优异表现，深感人才难得，便来书征辟他到自己的司空府效力。司马懿却称疾而拒之。

又过了几年，曹操升任丞相，再一次召他担任府中的文学掾职务。司马懿难以推辞，只得就职。他这个崭新的岗位—“文学掾”里的“文学”，不单单是后世所理解的“文学艺术”，而是汉代察举科目“贤良文学”里的“文学”，实际上包括了以“经学”为本的内容。汉代官方将“经学”造诣视为选举人才之范本，而非后世的书画辞赋之技。司马懿身为丞相府文学掾，具体的职事应该是负责各州郡明经通学之士的选拔、考核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