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一切看起来都和往常一样。
我醒来的时候,厨房里已经传来煎蛋的滋滋声和咖啡机运转的低鸣。
我洗漱完毕走到餐桌边,母亲已经把早餐摆好了——煎蛋、烤面包、一小碟凉拌黄瓜,还有一杯温好的牛奶。
她自己端着一杯黑咖啡,坐在我对面,低头翻着手机。
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衫,领口的纽扣规规矩矩地系到第二颗,下身是一条黑色的西装裤,剪裁得体。
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露出干净的脖颈和耳垂上那对小巧的珍珠耳钉。
脸上的妆容很淡,只是薄薄一层粉底和一点豆沙色的口红。
和任何一个普通的早晨一模一样。和过去二十年来每一个送孩子上学的早晨几乎毫无二致。
“今天上午有课吗?”她放下手机,问我。
“有。三四节。”
“嗯。中午记得吃饭,别又随便对付。”她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放下。
动作流畅,自然,没有任何多余的停顿。
然后她起身,将自己的杯子拿到厨房水槽里冲了一下,放在沥水架上。
她拿起玄关柜上的手提包,检查了一下里面的东西,又从鞋柜里取出那双黑色的低跟浅口鞋,弯腰穿上。
“我走了。”她说。
“路上小心。”
她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在她身后合拢,锁舌咔嗒一声扣进门框,脚步声沿着走廊远去,然后消失在电梯的方向。
一切都很正常。
异常的是那天晚上。
六点。
父亲先回来了。
他进门时手里拎着一个便利店的口袋,里面装着两份盒饭。
他换鞋的时候往客厅里看了一眼:“你妈呢?还没回来?”他问这话时语气里带着一丝很轻的试探——这几个月来,他早已习惯了母亲晚归,但从不主动问她的去向。
只是偶尔,在某个她比平时更晚的时刻,他会这样轻描淡写地提一句,像在问一个他知道不会有答案的问题。
“她说今天和朋友吃饭。”我说。
他“嗯”了一声,把盒饭放在餐桌上,没有多说什么。
他打开电视,调到新闻频道,坐在沙发上开始吃那份已经有些凉了的盒饭。
七点。
八点。
父亲吃完了盒饭,把空盒子扔进厨房垃圾桶,又坐回沙发上,用遥控器换了几次台。
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又放下。
十点。
父亲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客厅里踱了两步,停住了。
“你妈有没有说几点回来?”
“没有。”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