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怎么做?”
米哈伊尔把那个问题放在嘴里嚼了一下,没有吞下去。他知道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至少是汉斯期待的那个答案,是汉斯从别的客户那里听到过无数次的答案。但他不想给那个答案。不是因为他不要,是因为他不想“要”。“要”是一种主动的、向前的动作,需要力气,需要意愿,需要在大脑里先确认“我想要”。他累了。走了一路,买了一路,雪落在身上化了又落,脚后跟在靴子里磨得还有点疼。他现在想要的不是那个,是坐一会儿。在这个有暖气的、安静的、没有别人的房间里,坐一会儿。
“你先坐。”米哈伊尔说。
汉斯犹豫了大概半秒钟,然后走到了房间另一头的椅子上坐下来。那把椅子是伊戈尔的,椅背上搭着一件叠好的军便服。汉斯坐在椅子边缘,屁股只坐了三分之一,两只脚并拢,膝盖也并拢,手放在膝盖上,坐得很端正,像一个小学生在等老师发考卷。这种坐姿不是因为他讲礼貌,是因为他随时准备站起来,随时准备跑。坐在椅子边缘,站起来只需要零点几秒,不用像坐在椅子深部那样要先把身体往前挪。
米哈伊尔看着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火车站的那些年。他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也是这样——只坐三分之一,背挺直,脚踩实,随时准备站起来,随时准备走。不是因为不信任那个椅子,是不信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随时可能把你坐着的椅子从屁股底下抽走,你不站起来,就会摔在地上。
“你多大了?”米哈伊尔问。
“十六。”
米哈伊尔看着汉斯的脸。那张脸上有一些痕迹,不是皱纹,是一些比皱纹更浅的东西,光线打到某个角度才看得见,像河床上被水冲出来的细纹。这些痕迹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十六岁的脸上。但他自己的脸上也有类似的东西,他看不见自己的脸,但他能感觉到,那种感觉不在皮肤上,在皮肤底下,在骨头里。十四岁在火车站睡纸板的人,脸上都会有这种东西。
“你一直在柏林?”米哈伊尔问。
汉斯点了点头。“一直在。”
“家里还有谁?”
汉斯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抽动,不是微笑,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比前两者都更细微的面部肌肉活动。嘴唇往左边歪了一下,又回到原位,速度很快,快到米哈伊尔差点没捕捉到。然后他说:“没有了。”
这三个字他说得很平静,平静到米哈伊尔一时间不确定自己听到的是“没有了”还是“没有。了”。前者是一个事实陈述,后者是两个词拼在一起。但不管哪一种,意思是一样的。没有了。
房间里又安静了。走廊里有人走过,脚步声由远及近,由近及远,从门口经过的时候能听到军靴踩在水磨石地上的咔咔声,那个人大概穿着钉了铁掌的靴子,每一步都带着金属的回音。暖气片里的水流声很小,要屏住呼吸才听得见。
米哈伊尔不想问他是怎么活下来的。他知道那些方法。
“你会说俄语,”米哈伊尔说,“跟谁学的?”
汉斯的眼睛亮了一下,是那种“终于问到我会答的问题了”的亮。“以前附近住着一个苏联军官,”他说,“他……”他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什么词。“他教我的。他住在那边的楼里。”汉斯用手朝窗外比划了一个方向。“他教了我大概一年。后来他调走了。”
“然后呢?”
“然后我接着用。多说就会了,不说就忘了。”
米哈伊尔靠在床头的铁栏杆上,铁栏杆凉丝丝的,隔着军上衣贴在背上,那股凉意慢慢渗进来。房间里暖气烘着,背上是凉的,两种感觉在身体里打仗,谁也没打赢,达成了一种临时的停火协议。
他看着汉斯。汉斯也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对视的时候既不躲闪也不纠缠,像两条平行的线,各自延伸,没有要相交的意思。
“你住哪儿?”米哈伊尔问。
汉斯用下巴朝窗外点了一下。“废楼里。那边有很多空的。有些能住人,有些不能。我找了一间能住的。”
“冷不冷?”
“有一点。”汉斯犹豫了一下,好像在想要不要说下一句。最后说了。“我弄了一个铁皮炉子,捡了些木头,晚上烧着。不太暖,但冻不死。”
米哈伊尔想起了自己睡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铁路桥下面的那些夜晚。卷着身体,缩成一团,背靠着水泥桥墩挡风,身下垫着纸板,把所有衣服都穿上,把鞋子塞在怀里。不太暖,但冻不死。一模一样的话,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过无数次。
房间里又安静了。米哈伊尔忽然觉得这种安静很好,好得不想打破。不说话的两个人,共用同一个房间里的暖气,共享同一扇窗户透进来的光。不说话就没有误解,没有误解就没有解释,没有解释就没有麻烦。
汉斯显然也适应这种安静。他没有找话聊,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在沉默中感到不安然后开始说一些有的没的。他坐在椅子边缘,手放在膝盖上,目光落在桌角的一摞书上——《真理报》下面压着一本旧的俄语课本,是米哈伊尔从司令部图书馆借来的,用来扩充词汇量,但他其实没怎么翻过。汉斯的目光在那本书上停了一下,大概在认封面上的字,然后移开了。
“你平时都做什么?”米哈伊尔问。他知道这个问题很蠢,但他不知道还能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