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秦绶难得地走出了城中村。
周哥说最近看他表现好,给他放一天假,让他白天好好休息,别到处跑。
但他还是出来了,因为他需要买菜——不是买给自己的,是买给隔壁租户那个阿姨的。
阿姨上周摔了一跤,脚踝肿了,下楼不方便,秦绶答应帮她带点菜回来。
他穿了一件灰色的连帽卫衣,帽子没有戴,松松地搭在背后。
牛仔裤是那条洗得发白的,鞋子是一双旧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运动鞋,鞋带系了两次,还是有点松。
他从巷口走出来的时候,阳光正好落在他的脸上,他下意识地眯了一下眼睛,抬手挡了挡。
他已经很久没有在白天好好看过这座城市了。
他的白天多半是在那间不到十平米的隔断间里度过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分不清外面是阴天还是晴天。
偶尔出门,也是为了去超市买方便面或者去药店买药,来去匆匆,低着头走路,不跟任何人产生不必要的视线交汇。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阳光很好,暖洋洋地洒在身上,那种温度让他想起小时候某个模糊的下午——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只记得阳光也是这样暖的,他蹲在院子里看一只蚂蚁搬一粒米,看了很久,久到母亲喊他吃饭的声音从三楼传下来,他才站起来,腿都蹲麻了。
那只蚂蚁最后还是没能把那粒米搬回家。
秦绶沿着城中村外面那条窄马路走了一百多米,拐进一条更小的巷子,巷子里有一个菜市场。
说是菜市场,其实就是一排搭着雨棚的摊位,卖菜的、卖肉的、卖水果的,挤挤挨挨地排过去,地上湿漉漉的,空气里混着青菜的泥土味和鱼腥味。
他走到常去的那家菜摊前,挑了几样阿姨说要的菜——一把青菜,两个西红柿,几根葱,又加了一块豆腐。
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胖乎乎的,嗓门大,但人很好,每次看到秦绶都会多塞两根葱或者一小把香菜,“拿着拿着,不要钱”。
秦绶每次都说谢谢,把钱数好,放在她摊位的铁盒子里。
付完钱,他把塑料袋系好提在手上,转身往回走。
走出巷口的时候,他看到路边围了几个人。
不是什么大事,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头的推车翻了,红薯滚了一地,老头蹲在地上捡,手脚不太利索,捡一个掉两个。
围观的几个人看了一会儿就走了,没有人停下来帮忙。
这个城市就是这样,大家都很忙,都有自己的事情要操心,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管别人的红薯。
秦绶走过去,蹲下来,把塑料袋放到一边,开始捡红薯。
红薯有的滚到了路边,有的滚到了下水道井盖的缝隙旁边,还有几个滚得更远一些,到了马路牙子下面。
他一个一个地捡起来,用袖子擦掉上面的灰,放回推车上。
老头连声说谢谢,口音很重,秦绶听不太清,只听出了一个“好”字和一个“娃”字。
“没事。”秦绶说,声音不大,继续捡。
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老板,这个烤红薯怎么卖?”
是个女孩的声音,年轻的,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懒洋洋的调子,像是在跟一个很熟的人说话,但其实她跟谁都是这样。
秦绶没有抬头,继续捡红薯。
他捡起最后一个,放到推车上,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来,转身——然后他看到了那个女孩。
她站在他身后不到两步远的地方,穿着一件oversize的黑色卫衣,下面是一条格子短裙,脚上一双马丁靴,头发染成了脏橘色,扎了一个高高的马尾。
她的五官很精致,眉眼之间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和冷淡,嘴唇上没有涂口红,但天生就红。
她正低头看推车上的烤红薯,似乎没有注意到秦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