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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事处事 亦圆亦方藏身有道1（第1页）

五、行事处事：亦圆亦方，藏身有道（1）

人生是由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编成的网，面对它的时候必须能屈能伸、亦圆亦方才能自由穿梭。曾国藩作为清王朝中后期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人物，能够取得当时的成就，这和他谨慎行事、处事如线的风格分不开。

自我节制，甘于恬淡

曾国藩说：“身处大权高位的人，而兼享有盛名，自古以来能有凡人能善始善终呢?总应该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一些，减去几成，那么晚节可以渐渐得以保持。这种方式就是功成身退术。”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务，真可谓勋威冠时。但他仍然小心翼翼，谨慎操持，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尤其不敢稍见骄满之色。他时时告诫诸弟，世道反复，月有阴晴圆缺，聪明的人应该在灾难到来之前就避免它，因此不可以太盈满，作为跻身官场几十年的老手，为了做到功成身退，曾国藩早已缜密地做好了长远打算。

为了探讨保身进退的策略，曾国藩曾经研究过《易经》的思想，探索过盈虚消长的道理，从而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太阳升到最高点就会向西偏，月亮圆满之后就会亏缺。而且天缺西北，地缺东南。因此曾国藩在手握大权，拥有重兵之时，总是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他指出：一般人只看到身居高位的人处于花团锦簇之中，而没有看到他们正处于荆棘、陷阱和沼泽之中，他们正处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稍有不慎，就会遭遇杀身之祸。即使没有杀身之祸，倘若官做得越久，那么他的弱点就暴露得越充分，他被曾国藩告诫他的两个弟弟，在军中打仗要勇往直前，论功行赏时要求他们甘居其后。他深知自我节制才能成功的道理，要求兄弟们不要太骄傲，太自满，做人要清洁廉明，处理问题要谨慎、谦虚，做事要勤劳，不要贪图钱财，以势压人，受到别人的讥讽嘲笑，管好自己身边的仆从随员，重视自身的名声，日日反省得失。

自古以来，不能节制自己的统帅人物都难于善始善终。这是因为统帅因地位高于大家，权力重于别人，怀中拥有大名，所以一旦受到不同寻常的赏识和宠遇时，就更加感到居此高位要越发恭谨。这一点早在春秋时期越国名臣范蠡就做到了。

而曾国藩也从范蠡那里学到了自我节制的重要性，并更加严格地去实施。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全都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穿极为普通，甘于恬淡寡欲，连婚丧嫁娶花费也不超过200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训家规代代相传。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怀忧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鸡叫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

曾国藩“克己”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治学治家到个人生活，从治政治军到处事待人，无不自察自省。例如，他年轻时爱抽烟，时常捧着一根水烟袋。他自觉抽烟无益有害，力求戒除，但戒而复吸，前后三次。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戒烟以来，感到精神空虚，六神无主。戒烟想不到这么难!看来不挟破釜沉舟之势，就不能成功!”

他终于挟破釜沉舟之势，在严肃的“克己”中戒掉了吸烟恶习。此虽小事，却见其“克己”的力量。同治元年八月和闰八月问，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争而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军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部也死亡相继，士气低沉。正在这个时候，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救援天京，自闰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国荃部，达半月之久。落地开花的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落入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到长江，冲断湘军的江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入鄂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说。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在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还有，战争使大江南北数省，特别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亡地荒，满目疮痍。

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年（1862）下半年。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国一军，米价至七千馀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十馀文。”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者比比皆是，军中粮饷非常匮乏，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行军于宁、池、太三府境内，常终日不见住户，不逢行人。茫茫浩劫，不知到何时才了?”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共约七万人，每月需粮三四百万斤，粮饷从何而来?兵勇每月获饷不过四成，只得饥一餐、饱一顿地过日子，士气何来?

曾国藩没有向他的“直接下级”沈葆桢发泄这些愤懑，更没有张牙舞爪，训斥“直接下级”，强迫下级如何如何。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淡淡地说：近来，“幸亏军饷来数较多，这在今年还是没有的事，勉强还行。如果像这个月人款，以后就是全停江西漕银的接济也能支持。惟恐以后人款不常像此月一样。万一不行时，我去信尊处相商通融办理。”

这是多么宽厚的长者风度!沈葆桢小曾国藩九岁，因为有曾国藩的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他从江西本位出发，恃才傲上，且不加节制，于第二年（1863）再次截留经朝廷批准解送曾国藩粮台的九江关洋税三万两，同治三年（1864）第三次奏请截留江西的全部厘金，导致两人最后决裂。曾国藩则截然相反，同治元年（1862）九月于沈葆桢截留漕折时反省自己“忧灼过度”，“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同治三年沈葆桢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时，曾国藩于三月十二日上《沈保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对比当时的情况说：“臣统军太多，月需饷额五十馀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摸可以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之饷，均发至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就是以民因而论，皖南及江宁所属各地人吃人，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还没到这地步。”

又陈述军事局势说：“今苏、浙等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故绝不可因粮饷奇绌而“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曾国藩又进一步从情和理上分析道：“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日分，日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沈葆桢既违分又违情，曾国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朝廷没有准奏，而是将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军与曾国藩大营各一半。曾国藩于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后，在日记中写道：“皇上仿佛偏袒巡抚，仍命督抚各分江西厘金之半。考虑到围攻金陵正处于关键时刻，恐军心涣散，经总理衙门于上海奏拨银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九万虽不甚可靠，其二十一万则立刻可起解，足济燃眉之急。因念枢廷苦心调停，令人感激；而劳逸轻重之间，又未尝不叹公道不明也。”这是曾国藩运用“克己之学”的典型一例。

曾国藩处事绝学

综观曾国藩的一生行谊，他的“克己之学”，使他在困窘潦倒时坚而不拔，在功成名就时谦而不傲；使他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风暴，越过了满汉矛盾的险滩，走出了同僚倾轧的隘巷；使他学识渊博，为人清正，终身廉洁，晚节纯粹。

巧隐锋芒，以假乱真

深藏不露之人，很多时候会被别人视为胸无大志，实则不然，他们只是不愿意在言语和行动上显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懂得，言语锋芒，便会得罪旁人或惹来．旁人的妒忌，旁人就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

曾国藩针对“藏锋”有过精辟的论述：“言多招祸，行多有辱；傲者人之殃，慕者退邪兵；为君藏锋，可以及远；为臣藏锋，可以及大；讷于言，慎于行，乃吉凶安危之关，成败存亡之键也!”

同治三年，天京攻破，捷报传来，曾国藩让百官列于疏捷之首，既有谦让之意，又恐功高震主，所以主动裁减湘军，同时还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曾国藩位高权重能全身而退，究其根源，在于他深知锋芒太露，则难免为当权者所嫉恨，由此可见他的藏身之术，收益良多。

通过曾国藩的“掩藏锋刃”之术，我们清晰地看到：如果一个人内外皆愚柔，人生必败矣，倘若外表愚柔，而内在则聪慧，那么就一定是一个能成就大事的英雄豪杰。面对人生的是非曲直，即使是再精明的人也很难很好地把握自己，所以曾国藩善用“藏身”、“藏心”之术，目的是“有藏有露再试锋刃”。

曾国藩的藏锋蓄志，伸屈自如，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屈是为了伸，藏锋的本意是为了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梁启超评价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外。”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昆耳。”

曾国藩从不漠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对于他所谓的无才，实质上是谦德的表现。

有道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容易烂。锋芒外露，于交友、处世都不利。自恃满腹经纶，在人前口若悬河，人们难免将你视为狂妄自大之徒，当面对你“洗耳恭听”，转身却对你“嗤之以鼻”。在工作中要学会“夹起尾巴做人”，时时谦虚，事事谨慎，才能获得人脉与人缘。只有先俯下身去，然后才能昂起头来。

聪明才智之人不足畏，唯沉潜入道、澄心观理者为可畏。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官场是最能成就人，也是最能毁灭人的地方。对于官场中的酸甜苦辣，在每一个为官者的心里都会有深刻的体会，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辱、恩怨、是非、风险，对于官场的体会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头脑，稳扎稳打，以稳致胜。

咸丰元年三月九日，曾国藩对当时的局势进行了全局性的战略思考后，递上《议汰兵疏》，对当时军队的冗员耗饷进行猛烈抨击。他说：“如今天下大患有两个弊端，一是国用不足，二是兵伍不精。也正是这两种祸端导致了鸦片战争的二千一百万赔款；癸卯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全国税务欠缴几近五千万；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中央财政岌岌可危，差不多要进入破产清盘程序。如今社会穷困，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不可能再刮油水，所以开源增赋之策不可行，唯一的办法只有裁兵减饷。”

尽管曾国藩提出的意见很有道理，尽管咸丰帝也认识到养兵无用，不如不养，但是他并没有采纳曾国藩的意见。

曾国藩深知咸丰帝圣意已决，就没有再次上奏，到了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出任江西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收到母亲逝世的消息，旋即回乡办理丧事。十二月十三日，他接到皇帝的谕旨命其帮办团练。终于，曾国藩又等来了一个机会，来实现他在北京时未能实现的理想。

曾国藩认为，用团练来对付太平军犹如半空中走钢丝，极其危险，简直就是空想。但是，他即使明知团练无益大局，也不敢公然拒绝。因此他心生一计，他就给皇帝打马虎眼儿，明办团练，暗练新军。明着，他这么说：“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财政困绌，不像嘉庆年间可以“官给练费”，而民间捐款，暂时还是画饼望梅，当不了指望。所以由此造成帮办团练的拖沓，可以获得谅解。暗里，他就不求其名，但择其实，阐述了练新军的办法：“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贵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一般来说，团练都在州县就地办理，省城、重镇的防务还是依靠绿营；他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与办团的宗旨是互相抵触的。戚继光练的是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根本是两码事，他却把二者混在一起，揣着明白装糊涂。日后，湘军的制度几乎照搬戚继光理论，而再没有提过傅鼐一个字。愚钝的皇帝并没有发现他的小把戏，把这份奏折当作跟其他办团大臣照例回复的官样文书，作了草草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曾国藩一直没有向咸丰提起“新军“一事，他一直在背后稳稳当当地操练着，这一练就是八年，直到后来的局势和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后，曾国藩才得以把这番苦心揭示出来：“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就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