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治学持家:治学严谨,持家有道(1)
曾国藩事业人生的成功,无不来源于他为人处事的智慧和安身立命的宗旨,而人生观和世界观无不是由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决定的。曾国藩最后以少有的志向和坚定不移的恒心毅力,一生不断学习,在古文、理学和书法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造诣,被誉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之一。
同时,曾国藩在持家治家方面也体现了一代奇人的智慧与处事原则,正是体现了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治家的楷模,曾国藩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专心潜读,明道经世
读书需潜心,人对于自己想拥有的,想坚持的事一定不能放弃。世间最珍费的东西就存在于不放弃的精神之中。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曾竹字长期苦学,但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牛员。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督责最严。至于他的父亲,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愤教育儿子们。
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遭,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围藩几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牛的学问基础。可见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都可以没有,但是就不能没有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会试落第后,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
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围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儿,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
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即使回程要省吃少用点也要把书买回来。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就是这本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书成为他终身的知己,为他的胸襟和眼界打下基础。
同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你借钱买书我不会怪你,只希望你能细心研读,这样就不会辜负我了。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每日读上页绝不间断。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读完,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看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纸上谈兵实不可取,但对于善研致用之学的曾国藩而言,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他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做学问对实践指导的意义。
曾国藩在任五部侍郎期间还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民生疾苦和军备不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败,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使曾国藩旗下的将领少有莽夫。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这说明虽然“隔行如隔山”,但只要不断学习就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学习对于人生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旧坚持阅读。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他认为生老病死,世事变迁是谁都改变不了的,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鸩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这时,书对他而言已经不是有形的物体而是无形的精神依靠。
曾国藩治学绝学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都可以没有,但是就不能没有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不靠天分,勤能补拙
人们常说业精于勤。勤是发展事业的唯一途径。孔子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将四体不勤之人视为不孝之辈。历代家训中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便是“勤训”。
为商者只有勤于生意才能财源广进;为官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惰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
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夜读汪辉祖《学治臆说》等书,深为叹服。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汪龙庄先生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曾国藩同意汪氏的观点,认为为官应以勤为首。
曾国藩对“勤”字的认识也很有深度。在他看来,“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齐家、为官、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他认为,千古以来,圣贤豪杰之士,立身于世能功成名就,无一不是因为勤。人如果勤奋,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反之就会一事无成,还可能招致灾祸。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他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不是天资绝顶聪明的人。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勋,可以说全是“勤”字所致。这与其勤俭家风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曾国藩自身修养的结果。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人们常说的“勤能补拙”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说,居官应以“动廉明恕”四字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而其余三字则可由学习而至。“勤”字是实践所有事业的根本和前提,所以尤为重要。
曾国藩治学,认为除“勤”之外别无他途,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坚持不懈。他从青年起便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使从军之后仍旧不改。他教导手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
曾国藩一生最辉煌的成就虽是军事,但他的爱好读书也是为时人传诵的。从曾国藩一生读书的经历来看,他在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读的是“子曰诗云”,习的是帖括制艺,眼界不广,学识不宽。会试报罢,暂留京师,开始涉猎诗、古文,尤好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孜孜细读,将近一年。这才使他的学识逐渐开拓。道光十八年入翰苑后,清闲少事,他更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作笔记,分“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抄、诗文草”等5门,手抄笔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不间时日,因而学识大进。可以说,京宦l2年,是曾国藩后来成为一代大儒的坚实的奠基期。
12年中,曾国藩博览经、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刚日读经,柔日读电”,所订“日课”十二条中,也有“读史”一项。他读得最细的,是《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易知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