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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壳下的生长19621965（第2页）

“你看看！这是什么？啊？我跟你说了多少遍？橱顶也要擦！家里是垃圾堆吗？你就这么敷衍了事？我养你这么大，是让你来当大小姐的吗？！”一连串的斥责，如同冰雹砸下。

累积的疲惫、委屈、不被看见的付出，还有白日训练后身体的虚脱，在这一刻冲垮了西贝理智的堤坝。她抬起头，眼睛通红，声音因为激动和嘶哑而颤抖，却异常清晰地喊道：“我敷衍？我累死累活干活的时候你在哪儿？你看不见吗？！家里什么都找我，弟妹你管过多少？爸往老家寄钱你不敢说，就会拿我撒气！我不是你生的吗？！你就这么看我不顺眼？！”

死一般的寂静。

孙兰显然没料到一向沉默忍受的女儿会如此激烈地顶撞，而且字字句句都戳在她最敏感、最无力反驳的痛处。她脸上的血色褪尽，嘴唇哆嗦着，扬起手，似乎想打，但最终那一巴掌没有落下来。她指着门口，声音因极致的愤怒和某种被戳破的难堪而变形：“滚！你给我滚！有本事你别回这个家！我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滚就滚！”西贝嘶吼回去，转身冲进房间，胡乱抓起自己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看也没看床上吓得缩起来的二妹和小妹，冲出了家门。她没有拿任何东西，没有钱，没有粮票，只带着一腔孤勇和灭顶的绝望，融进了上海夏夜依然闷热的黑暗里。

她不知道去哪儿。在寂静的家属院里漫无目的地走，走到大门口，又折回来，躲在自行车棚的阴影里，抱着膝盖，把脸埋进去。眼泪这时才汹涌而出，无声地，放肆地流。她不是真想走，天地之大，她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能去哪儿？回掖县？连路费都没有。她只是太累了，太委屈了，那一直紧绷的弦，断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道手电筒的光晃过来，接着是父亲西林沉重的脚步声。他沉默地站在她面前，身影在昏暗的光里显得格外高大，也格外疲惫。他没有骂她，也没有安慰她，只是叹了口气，声音沙哑：“回家吧。你妈……她也不容易。”

西贝不动，也不抬头。

西林又站了一会儿，然后伸手，不算温柔，但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力道，把她从地上拉起来。“先回去。这么晚了，外面不安全。”

回到家，母亲孙兰的房门紧闭，里面没有声音。那一夜，家里的空气比冰窖还冷。但出走的风波，表面上算是过去了。西贝继续她的生活，只是更沉默，眼神更冷，与母亲之间，那层看不见的冰，结得更厚更硬了。

真正的告别，发生在秋天。家里养了快两年的芦花母鸡“花花”，是西贝从毛茸茸的小鸡崽一手喂大的。花花很争气，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坚持下蛋，虽然蛋越来越小，却是这个家除了粮票之外，另一项珍贵的、可以换钱的“流动资产”。一天晚饭时，父亲西林放下筷子，没什么表情地宣布：“明天，把鸡拿到菜场去，卖了。能换点钱，贴补家用。”

西贝心里“咯噔”一下，猛地抬头看向父亲。花花正在阳台的笼子里，发出惬意的“咕咕”声。

“花花……还能下蛋。”她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

“下蛋也换不了几个钱。卖了实在。”父亲语气平淡，像在决定处理一件旧家具。

第二天，西贝磨磨蹭蹭，直到父亲催促，才用那个旧竹篮，把温顺的花花装进去。花花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安地扑腾着。菜场里人声嘈杂，西贝抱着篮子，在禽蛋摊附近徘徊，有人来问价，她报出父亲说的“五块”，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人家嫌贵，走开了。她心里竟暗暗松了口气。她在菜场里绕了一圈又一圈，看着笼子里待宰的鸡鸭，看着砧板上的血肉，最终，又抱着花花，慢慢地走回了家。

“没人要。”她对等着的父亲说，不敢看他的眼睛。

父亲西林看了她一眼，那眼神很深，似乎看穿了她的把戏，但又什么都没说。他站起身，直接从她手里拿过篮子，转身出了门，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一丝犹豫。

西贝站在门口，看着父亲高大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心一点点沉下去，空落落的。那天下午，父亲回来了，竹篮空了。他把五块钱放在桌上，对愣愣的西贝说：“卖了。五块。以后有钱了，再买小鸡。”

西贝看着那空荡荡的、还留着几根灰色羽毛的竹篮，又看了看桌上那五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花花没了。那个每天会“咯咯哒”叫着向她报喜，会用温暖的羽毛蹭她手心，是她在这个冰冷家里为数不多的、有温度的陪伴，没了。就换了这五块钱。一股巨大的、冰凉的失望，夹杂着更深沉的无力感，淹没了她。她没有哭，只是觉得心里某个地方，也像那个竹篮一样，彻底空了。父亲那句“以后还会再有”的许诺，轻飘飘的，像风中羽毛，落不进她心里。她知道，不会再有了。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就像姥姥，就像那些短暂闪耀的短跑梦想，就像此刻空了的鸡笼。

她转身，拿起抹布，开始用力地擦拭桌子，擦得那五块钱在桌面上轻轻滑动。额头的川字纹，在窗外斜射进来的秋阳里，显得更深，更硬，仿佛已和她年轻的脸庞生长在了一起，再难分离。日子还在继续，像一条浑浊而沉默的河，载着她，和这个家，向着未知的、似乎同样布满暗礁的前方，缓缓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