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们有意为之。”杨安远说,“种地的人,很多不识字。但看图,他们能懂。”
奥多合上手册,把它放在桌上。他的目光转向杨安远身后魏因手里那只样品箱。
“铁犁头,带来样品了吗?”
“带来了。”
魏因把箱子放在地上,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五具铁犁头,每具都用草席裹着。杨安远取出一具,解开草席,双手递给奥多。
奥多接过犁头,在手里掂了掂。他虽然不是铁匠,但管理着两千亩地,每年要批准几十具农具的采购,对铁犁的好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先用拇指刮了刮刃口,刃口一线锋利,没有卷刃;又翻过来看背面,背面平整,印着清晰的“盛”字钢印、年份标“四九”和工坊编号“贰”。
“比我们的铁匠打的好。”他说,“你们的刃口是什么钢?”
杨安远心里一紧。这是不能回答的问题。他面上不动声色,只是把犁头放回箱子里。
“是盛京的秘方,不便透露。”他说,“但我们可以保证,每一具犁头都经过淬火和回火,刃口硬度足够翻黏土五十亩以上。如果低于这个数,可以退货。”
奥多看了他一眼,目光里闪过一丝意味深长的东西。但他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
“细布呢?”
杨安远从另一只箱子里取出一匹象牙白的细布,展开。布面平整,经纬细密,对着窗口的光看,没有明显的疙瘩或断纱接头。
“这匹是给你的样品。另外二百匹,其中五十匹按您要求的幅宽裁好了,专门做祭袍内衬。”
奥多用手摸了摸布面,又凑到鼻尖闻了闻。有一股淡淡的碱味,但很轻,说明漂洗得干净。
“比佛兰德斯的布细。”他说,“但价格比他们的贵一成。”
“贵一成,但耐用三成。”杨安远说,“我们的经纬密度是每寸十二乘十,佛兰德斯的是十乘八。同样做一件长袍,我们的布能多穿两年。”
奥多笑了笑。这是他第一次露出牙齿,笑容很淡,但真实。
“你在瓦尔德堡管账,果然也会算账。”他把布叠好,放回箱子,“订单我确认了。铁犁头一百具,细布二百匹,按你们的出厂价加一成运费。手册我收下,十本分给各庄园管事。你留半个月,帮我看看新地怎么排轮作。”
“可以。”杨安远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说。”
“我只教种地的事。不问不看不谈贵院的内政、财务、人事,也不回答关于铁怎么炼、布怎么织、玻璃怎么烧的任何问题。如果院长或您的修士问起,我就说不知道,或者说盛京的规矩不允许。”
奥多沉默了一会儿。修道院的屋子很安静,回廊里传来修士们午祷的钟声,当当当,一共三响。
“fair。”奥多说——他用了一个勃艮第方言词,意思是“公道”。然后他改用拉丁文:“我接受你的条件。种地的只管种地,其他的人管。这是所罗门的智慧。”
他伸出手。杨安远握上去。院长的手掌干燥而有力,像一块旧皮革。
接下来的半个月,杨安远在克吕尼的领地上奔波。
新地在索恩河东岸,距离修道院本部约十里,是一块从未开垦过的荒地,长满灌木和荆棘,土壤是肥沃的冲积土,但表面覆盖着一层碎石和树根。杨安远带着海因里希和克吕尼的两个修士管事,用铁尺和绳标把八百亩地分成了四十个方块,每个方块二十亩。
他按照《盛京农事手册》的轮作原则,给这四十个方块排了四年的轮作表:第一年大豆压青,第二年冬小麦,第三年休耕种绿肥,第四年大麦。然后循环。考虑到勃艮第的气候比阿勒河谷温暖,他把播种日期比手册上的标准晚了十八天,并在附录里写明理由。
修士管事们拿着他的轮作表,一开始半信半疑。其中一个叫格布哈德的年轻修士问:“为什么要先种大豆?不先种麦子?麦子能磨面,能交租,大豆算什么?”
杨安远从地上拔起一株野生的大豆苗——荒地边缘长着不少野生的豆科植物。他把根部递到格布哈德眼前。
“看这个。”他说,“根上这些小瘤子,里面住着细小的虫。这些虫能把地里的空气吸进来,变成肥。第一年种大豆,不是为了收豆子,是为了养地。地肥了,第二年种麦子,产量比直接种高一倍。第三年休耕,第四年大麦。四年一轮,地越种越肥,不会瘦。”
格布哈德凑近看了看那些小瘤子,脸色从怀疑变成了惊讶。他在修道院学了十年神学,从未有人告诉他泥土里还有这样的秘密。
“这是。。。自然的奇迹?”
“是自然的规矩。”杨安远说,“不是奇迹,是常识。只要用心看地,就能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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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新地上待了七天,每天从早到晚,带着人清灌木、挖树根、量地块、插木桩。他的短褐被荆棘划破了几道口子,手上又添了新伤,但轮作表最终排好了。四十个方块,每个都钉了木牌,上面用炭笔写着年份和作物名称。
第八天,他开始教修道院现有的佃农和修士管事怎么选豆种、怎么拌草木灰、怎么防地蚕。听课的有三十多人,坐在新地边缘的空地上,围成一圈。杨安远蹲在他们中间,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图,讲的都是大白话,没有一句拉丁文修辞。
“豆子要选饱满的,颜色发亮,不能有虫眼。种之前用草木灰拌一遍,灰要干,要细,像面粉那样。拌完后晒半天,再下地。这样能防地里的虫子咬根。”
一个老佃农举手问:“少爷,草木灰从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