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争夺朝廷大权,政治日趋黑暗,赋税极其繁重,刑罚极其苛刻,张角在冀州率黄巾军起义,各地纷纷响应。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东汉王朝的统治也土崩瓦解,各地方割据势力拥兵自重,“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不听中央政令。曹操又胁迫献帝迁都许昌,用他的名义发号施令。至此,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刘备问计于诸葛亮在建安十二年(207)。此前,曹操已经在官渡之战中击败了占有冀、青、幽、并四州的袁绍,基本上统一了黄河流域,其后又北征乌桓,取得很大的胜利,为南下统一全国准备了条件;而孙权经过父兄和自己的三世经营,也比较牢固地占有了长江下游南部地区。长江中游的荆州地区属于刘表的势力范围,上游的益州地区属于刘璋的势力范围,这两个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其军力也不足与曹操抗衡。此外,较大的割据势力还有汉中(今陕西南部)的张鲁和凉州(今甘肃)的马腾、韩遂等人。刘备是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但是他的兵少,而且又没有地盘,在当时算不上割据势力。他虽有才略,然而志不得伸,曹操说刘备是“人中之龙”,而生平“未尝得水”,这是很恰当的评价。为了改变到处流浪的局面,他决定从寻求谋士入手。经徐庶推荐,他三顾茅庐,请求诸葛亮出山帮助他。他对诸葛亮说的“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就是他前半生经历的概括,也表现了他问计的诚恳态度。诸葛亮遂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
“自从董卓作乱以来,各地豪杰同时兴起,跨州连郡称霸一方的多得数不清。曹操同袁绍相比,名位低贱,兵力又少,然而曹操终于打败了袁绍,以弱胜强的原因,不仅是时机有利,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谋划得当。现在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大军,控制着皇帝向诸侯发号施令,这实在是不能同他较量的。孙权占据江东已经三世了,那里地势险要,百姓归顺,又任用了有才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它为外援,而不可以谋取。荆州北靠汉水、沔水,南边可以直达沿海一带,东面和吴郡、会稽郡相连,西面和巴郡、蜀郡相通,这是个战略要地,而刘表却没能力守住它,这大概是形势给您提供的机会,难道将军没有夺取它的意图吗?益州地势险要,有广阔肥沃的土地,是个富饶的地方,高祖凭借着它建立了帝业。刘璋昏庸懦弱,张鲁又在北面威胁着他,那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刘璋却不知道爱惜,有才能的人都盼望能得到一位贤明的君主。将军既是皇室的后代,又声望很高,闻名天下,广泛接纳英雄,思慕贤才如饥似渴。如果能占据荆、益二州,守住险要的地方,与西边的各少数民族和好,又安抚南边的少数民族,对外联合孙权,内部革新政治;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就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中原进军,将军亲自统率益州大军打出秦川,百姓谁能不拿着饭食水酒来迎接您呢!如果真能这样做,那么称霸的事业就可以成功,汉朝的天下就可以复兴了。”
刘备听了非常兴奋,遂邀诸葛亮加入自己的队伍,并重用为军师。
诸葛亮的策略是根据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的:第一,在当时的条件下,刘备完全不具备向北或向东发展的可能性。刘备的最终目标是“信大义于天下”即兴复汉室,他的主要敌人自然是北方的曹操集团。但曹操集团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以弱为强”,其地位日益巩固。诸葛亮看出了它的军事优势(“今操已拥百万之众”)和政治优势(“挟天子而令诸侯”),因而作出“不可与争锋”的结论;又在这个结论之前着一“诚”字,强调了要尊重这个客观实际的意思。既然如此,能不能向东发展呢?诸葛亮又认为,向东发展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东方的孙权集团是当时长江以南的最大割据势力,它不仅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国险”),而且内部团结紧密(“民附”和“贤能为之用”),其地位也比较巩固。但它跟曹操集团之间的矛盾很大,必须时时防范对方的进攻。据此,诸葛亮又做出了“可以为援而不可图”的结论。“为援”,就是把孙权集团当作反曹的同盟者或牵制曹操集团的力量。
向北、向东发展都不可能,那么向西、向南发展是否可能呢?由此就引出诸葛亮的第二个基本估计。第二,在诸葛亮看来,刘备应当首先夺取荆、益二州,作为建立“霸业”的根基。他指出,“荆州北据汉、沔,历经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是兵家必争之地:而益州也是个险要的地方,它“沃野千里”,是个天然的粮仓,在经济上具有重要价值。能够占领这样的战略要地,并充实自己的经济力量,“霸业”自然就有了根基。接着又引用汉高祖凭借益州这块根据地夺取天下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论证了夺取益州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他又看到刘表、刘璋这两个集团的弱点,指出刘表必然“不能守住”荆州,而刘璋的内部也极不稳固(“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这就给刘备提供了可乘之机。最后诸葛亮还看到刘备是“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夺取荆、益二州的计划完全有实现的可能。
第三,在诸葛亮看来,夺取荆、益之后,应当一方面修明内政,跟西南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另一方面联合孙权,把曹操集团孤立起来,使它两面受敌,这样形势就会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诸葛亮的这番对策,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是完全可行的。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一目了然,曹、孙二者现在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尽管刘备目前处境艰难,但只要“人谋”得当,成霸业、兴汉室的愿望还是可以实现的。
灌婴的屈从
公元前180年,西汉吕太后死去。当时,诸吕专权,想篡夺刘氏江山已很久了。
齐王刘肥看出了诸吕的野心,一待吕后安葬之后,他便召集心腹手下说:
“奸人当道,国将危矣,我想起兵讨逆,还望你们为国出力。”
心腹手下没有异议,刘肥立即写信给刘氏诸侯王,控诉诸吕的罪行,并亲自率兵攻打吕氏诸王。
刘肥起兵的消息传到京师,相国吕产十分惊慌,他对吕禄说:
“刘肥乃汉室宗亲,他带头闹事,恐怕其他刘氏诸王也不安稳,这件事该如何应对呢?”
吕禄说:
“我们掌握朝政,执掌南军、北军,自不用怕刘肥了。以我之见,我们应该即刻发兵讨伐,消灭刘肥,以绝其他刘氏诸王之念。”
汉朝元老重臣灌婴被委任为讨伐刘肥的主帅,吕产、吕禄还当面对灌婴许诺说:
“你德高望重,战无不克,朝廷命你出征,相信一定灭掉逆贼。回师之日,朝廷会更加倚重于你,决不食言。”
灌婴无奈领命,心中闷闷不乐。有人劝他不要挂帅,说:
“刘氏乃高祖之后,他们看不惯诸吕所为,怎能算逆贼呢?你此去无论成败,都将背上助纣为虐之名,应当力辞不就啊。”
灌婴说:
“诸吕势大,如果我当面抗命,我死事小,误国事大。他们改派他人,势必有一场大的厮杀,而我却可借机行事,消此巨祸。”
灌婴作出积极备战的样子,诸吕都对他不疑。吕产的一位谋士担心灌婴不忠,于是他向吕产说:
“灌婴忠心汉室,为人正直,他这样痛快领命,不是很可疑吗?万一他中途有反,我们就被动了。”吕产不以为然,他傲慢地说:
“我们吕家权倾天下,识时务者是不会和我们做对的。灌婴在朝日久,此中利害他自会知道,有何担心呢?”
吕产的谋士说:
“灌婴—旦领兵在外,我们就控制不了他了,难保他不会生变。为了安全起见,大人当派心腹之人征讨才是。”
吕产自恃聪明,拒不接受谋士的劝告。
灌婴率兵到达荥阳,传命就地驻扎,不再前行。不知情的将领追问灌婴原由,灌婴以各种借口搪塞。私底下,灌婴召集心腹说:
“诸吕存心篡汉,我们身为汉家臣子,决不能听命于他们。我现在将大军引领在外,就是威慑诸吕,诸吕都是色厉内荏的小人之辈,有我们在,我想他们是不敢妄动的。”
灌婴驻扎荥阳不动,诸吕果然慌乱起来,吕禄催促吕产谋变,吕产却说:
“灌婴大军在外,已是我们的敌人了,他这个人善于打仗,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啊!现在形势大变,于我不利,还是从长计议的好。”
诸吕有了顾忌,灌婴趁机加紧联系刘氏诸王,准备合力讨伐诸吕。他在给刘氏诸王的信中说:
“诸吕不怕天谴,却怕眼前的祸患,对他们只有合力同心加以讨伐,才是救朝廷的唯一途径。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他们抱有幻想,心怀观望。”
刘氏诸王深受触动,暗中响应。与此同时,京师的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也联起手来,在未央宫捕杀了吕产,继而将吕氏家族一网打尽,安定了汉室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