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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市的光荣与梦想 第七讲 两个巨人的角逐（第1页）

第三章城市的光荣与梦想第七讲两个巨人的角逐

“改革开放中，广东一马当先，刺激和启发了内地；上海经过10年的卧薪尝胆，重新崛起、复兴，大放异彩，又反过来使广东和香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它们就像生活在冬天的一对巨人，要互相拥抱取暖才能过冬。于是，两兄弟捐弃前嫌，共同向中央喊话，中央及时馈赠了一个很好的礼品——CEPA计划，成全了广东和香港这对欢喜冤家。”

——王志纲

背景简介

2003年12月21日，《广州日报》、《赢周刊》、《信息时报》、南方电视台在中山大学举办了“2003年赢家峰会”。

作为主讲嘉宾，王志纲在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讲。

在座的很多企业家可能都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受，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前20年几乎是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马当先、独领**的时期，全中国尾随其后，奔涌向前。但是，就在短短的5年之中，中国好像出现了另外一种格局，那就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迅速崛起，并大有咄咄逼人、气吞万里之势。在此背景下，整个社会、新闻界、舆论界几乎一边倒，都认为“长三角”的春天到来了，上海将成为世界第六大国际都市，而广东的辉煌则过去了。

大上海：繁荣背后的隐忧

1。十年苦心发展重获霸主地位

首先谈谈如何看待“长三角”。

今日上海，风头正健，叫好之声不绝于耳。以前，我也一直是上海的“歌德派”。1992年，邓小平同志刚刚南方视察后不久，还在新华社的我，出于职业的敏感搞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式采访，重点是上海。我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同志长谈了一个下午。回到广东后，我在广东的媒体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1992年我与黄菊书记长谈的时候，他关于“大上海”的定位给我的震撼很大。他说上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终于明白过来了，上海要做长江的龙头，要做中国经济的重要马达，要向世界级城市跨越。因此，要把上海“二、三、一”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三、二、一”的结构。所谓的“一、二、三”，就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次产业。在计划经济时期，上海是国家的工业中心，第二产业独领**，要将它调整过来，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其次才是第二产业。而所谓“第三产业”，就是五个“流”，即金融流、信息流、科技流、物流、人才流。在当时，这个手笔非常大。在这个政策背景下，上海“咬定青山不放松”，按照国际级都市标准进行规划、打造，基本上上海每年都是一千亿元以上的投入。10年之后，在2001年的APEC会议上，“大上海”终于呈现在了全世界的聚光灯之下，为中国赢得了面子。

最近，我接触了国内外的很多客商，他们反馈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西方，人们只知道中国的两个半城市：香港、北京，还有半个上海，他们不知道广州，也不知道深圳。这就涉及到城市的营销问题。一个城市要想招商引资，要想具有魅力，其前提就是要为人所知。但是我们的广州，国外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在哪里，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上海经过10年苦心孤诣的发展，的确实现了一个很大的跨越，基本实现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转型，重新树立了它在“长三角”的霸主地位。江苏和浙江这些小兄弟一度曾看不起上海，现在也天下群星朝北斗，与上海这个老大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在此背景下，上海开始从独霸华东的角度来进行规划，如半小时生活圈、1小时经济圈（从上海的人民广场到上海的周边城市），基本涵盖江苏、浙江和安徽。形势比人强，“长三角”内部的多边接触、联系愈加紧密，除了每两年一次的15个城市市长峰会之外，上海、江苏与浙江三地在旅游、人才资源共享及农产品标准互认、城际交通方面已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另外，“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信息合作联席会议、经贸委主任联席会议等多边协调机制也相继建立。从理论上说，台州、温州并不属于“长三角”，它们却也拼命地往里挤，最后，终于进去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大家都非常认可、看好“长三角”这个平台，都想与上海这个老大攀亲。

2。繁荣下的隐忧：上海不能空心化

在此之前，上海具有绝对的自信，一直是以老大哥的方式，教育周边浙江、江苏的小兄弟们，而且江苏和浙江的小兄弟们也认这个大哥。

1989年之后，上海就将自己定位为国际大都市，所以，其招商引资、迎来送往的基本上是国际化的跨国公司，像用筛子选土豆一样，大的土豆留下来，小的土豆就扔掉。苏南人非常聪明，提出“大树底下好种碧螺春”的口号，你不要我要，纷纷把“嘴”伸到上海来，“金蛋”却下在苏南。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苏州、昆山的工业，已经不是小打小闹了。去年，搞芯片的台积电，原以为非上海莫属，未曾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居然让苏州抢走了。未来的经济，特别是高科技，最讲究聚集效应，只要有一个大的上游企业进驻，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就会蜂拥而至，形成产业链。正因如此，此事对上海的震动非常大。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江苏几乎天天在跟上海玩游击战、抢市场，江苏的效益、地价、服务等一系列的硬件、软件似乎比上海更有优势。上海看出不对头，于是今年做了两件事：其一，将国际货运业务从虹桥机场转移到了浦东机场，虽然此举据说能大大地缓解虹桥机场沉重的压力，但客观上，却给苏州的IT制造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货运时间多了1。5小时，物流成本平均上升了20%。江苏以此为由，一次申报了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的两三个机场。江苏现在有很多钱！人们就开始担心其机场的密度比广东还要高。其二，“173计划”。上海拿出原本和江苏连接在一起的173公里土地，包括松江、嘉定、青浦，实行完全不同于园区外的各项优惠政策，与周边的苏、锡、常比拼地价，争夺资源，对着干。

在这些明争暗斗的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上海人的理性反思——上海不能空心化。在他们看来，香港市场之所以低迷多年，除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太过于猛烈地向祖国大陆，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转移自己的传统制造业，从而导致大量的人群失业，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当然，上海之所以要与周边的小兄弟们没有风度地争食，除了要缓解上海巨大的就业压力之外（对进入上海就业设置高门槛也是这个原因），还有一层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补第二产业（工业化）这堂课来夯实自己的竞争基础，抵御未来不可预测的市场风险。

对于“长三角”的这些冲突，我不便决断谁是谁非。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上海包括“长三角”的整个经济形态和经济平台，的确比广东高得多。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说广州已经到了大学阶段，那么，上海则刚刚进入小学阶段。这是我们企业家要深刻理解的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许多到上海发展的企业家朋友跟我诉苦，说上海人很难用，他们已经开始向欧美看齐了，从来不加班；不要钱，要休闲；朝九晚五，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多的事情不干，海派得很；每天西装革履；中途休息两次，每人一杯咖啡，十分讲究情调。我的分析是，在上海这个地方，最好是广东人或者浙江人当老板，上海人做白领，这种组合是最好的。广东人、浙江人天生就是当老板的料，抓大放小，属于经济动物，不太拘泥于细节；上海人，抓小放大，注意细节，不太在意大的东西。我发现很多广东特别是深圳的老板，一边创业，一边担心自己周围的人篡权。因为在广东，每一个打工仔都在做一个伟大而辉煌的梦：什么时候自己能成为李嘉诚。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广东的经济既有活力，也处处潜伏着危机。

而上海人则恰恰相反，我就做个白领，没有什么野心；我很海派，日子过得舒服就行了。大家都知道，上海男人和女人的分工十分清楚，上海男人在家里就是做饭、洗衣、伺候老婆。正因如此，浙江人和广东人做老板，上海人做白领，才是梦幻组合。直到今天，上海的主要资源，还都掌控在政府下面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手里，这些国企老板跟我讲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王老师，我们是组织部管的、正式下文的干部，属于正厅级。”我听了觉得很奇怪，怎么市场经济下还有这种思维方式？可见，重官贱商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但凡是这种巨型的国企，收纳的或是海归，或是同济、复旦的高才生，似乎这些非常优秀的人都愿意去这种企业。我问过一些人其原因是什么，他们说在这样的企业里工作待遇高、工作闲、有保障。原来他们全是“圈养动物”。

上海的一个掌握两百多个亿、思想还比较新锐的董事长，给我讲过一个笑话：有一天，他们正在开会，集团党委书记走进来郑重地对他说，某某同志占用你几分钟时间。当时大家都停下来，静静地聆听是否有什么重大消息发布，书记将这位老总叫到旁边后，对他说：“经党委正式讨论决定，他的手机费每个月可以报销800元。”这不是笑话，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是发生在一个掌握着两百多亿资产的国企老板身上活生生的事实。所以，我们才说上海的隐忧、危机，现在才刚刚开始冒出来。经济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广东在25年的改革开放中所遭遇的种种危机和冲突，上海也一定会一一经历，这是躲不开、逃不掉的。目前上海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迅速地改变强势政府、弱势民间的格局。上海人的学历都不低，智商也很高，但却没有经历过从“放养”、“圈养”到“野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

3。觉醒的上海再出发

一个地方的优越感太强，很可怕。但幸好上海的领导人头脑还比较清醒。上海的韩正市长与三位副市长，带领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访问了香港，韩正市长颇为感慨地说，香港像一个25岁的壮小伙子，而上海只是一个正在发育的15岁少年，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地向香港学习。

这句话的背景和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上海人终于明白，上海要想取代香港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二三十年之内是绝不可能的。这不像建设一个城市，只要上千亿、上万亿元的资金投进去进行旧城改造，一下子就可以“旧貌换新颜”了。一个城市的硬件形态只要有钱可以很快地改变，但软件的改变就不那么简单了。作为金融中心，香港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法律体系；有自己同世界金融系统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几十万忠于职守、业务娴熟的金融和财务人才；有非常浓郁的金融氛围。哪怕是在喝早茶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听到例如国际基金、恒生指数这些很国际化的东西。所有这些就构成了一个城市的魅力、一个城市的文化、一个城市的魂，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造就的。上海现在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了，它开始反思，但愿上海能真正地大彻大悟。

以上是关于上海的问题。最近因为项目的关系，我到了江浙，江苏人说上海向来就不是江苏人的上海，而是浙江人的上海，因为现在上海的主要领导人全是浙江人！但在我看来，占便宜最大的其实是江苏，特别是苏南，而不是浙江。

上海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了，2002年上海的人均GDP为4500美金，广州则已经达到了5000美金。上海为了当中国经济的龙头老大，想在2010年争取人均GDP突破1万美金。5000到1万之间的跨越是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充满风险的一个阶段，就像一个小伙子从17岁到20岁，其生理与心理都将发生重大的转变，这种青春期的**，充满了活力，却也桀骜不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上海人民深思。

总而言之，我并不是要否定上海。相反，我相信，在未来的中国，上海肯定会大放光彩，它注定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一定要过许多坎，像唐僧取经一样，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要做很多功课。

附：城市经营：“火锅理论”与腾笼换鸟

为了大家更好地理解城市的本质以及不同城市的功能，让我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历史变迁，或许从中我们能悟出一些道理。

我们不妨拿重庆和上海两个城市来进行比较。今天的重庆很像10年前的上海，是多种极不协调元素的复合体，很多象征着城市财富和文明的现代化建筑在兴建，同时古老的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痕迹又随处可见。即使是在重庆最繁华的闹市街头，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帮人挑物的棒棒军和擦鞋妇。这种有趣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重庆的城市化正处于脱胎换骨之中。其实，在中国的很多大中型城市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这也恰恰说明，这些城市所应有的产业聚集效应和现代化功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城市的新陈代谢尚处于低级阶段。

这种现象也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我们把过去的城市看做是一口火锅，那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就是火锅里的食物。如果火锅里煮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鲍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会很强，辐射半径就会很广，经济就会很有活力。相反，如果锅里煮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会很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会很低。实际上，谁不想提升城市的内涵？谁不想多煮些海参、鲍鱼？但到底该如何去做呢？这就需要大规模地腾笼换鸟，也就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布局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型。

上海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才走完了城市产业兴替的过程，其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一、二、三”变成了现在的“三、二、一”，即以第三产业为龙头，让那些更反映时代特征、更具备聚集力和拉动力、更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产业，占据城市最宝贵的空间，而让那些常规产业分散开来，逐步地转移到空间价值相对较低的地方。当时，上海的大批纺织工人就转而从事了新兴的城市服务业。北京也同样，近几年，北京的大量工业企业迁出了四环以外，城市中心区正大力发展各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商品流通、邮政电信、文化体育等第三产业。目前，优先发展附加值高、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产业布局的不二选择，遍布各大城市的“中央商务区”就是这些城市腾笼换鸟的必然产物。

由此，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临着价值的回归与再造。作为各种产业的超级聚合点，城市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尽可能大的裂变效应，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也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对大城市来说，首先是有其独特的经济形态，其次才是有其独特的空间形态，它必须有别于其他城市，必须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必须充分发挥城市所应有的辐射与聚合作用。在城市圈中，这些大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如同一个人的心脏，心脏越发达，作为四肢的周边城市就越有活力。例如，如果没有上海脱胎换骨式的变迁，也就不会有今天华东经济圈的繁荣。

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极有增长空间的城市来说，它们必须遵循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作为城市它们必须发展为都市；作为都市它们必须发展为中心都市；作为中心都市它们必须发展为国际性都市，当然，如果有可能，它们也要争取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这类城市肯定是以现代第三产业的高度聚集为特征的，是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资金流的聚宝盆。而这些城市所辐射到的周边城市，就应该自觉地调整自身的位置，应该像转动的小齿轮一样紧紧地咬合住中心城市这个大齿轮，为中心城市做出相应的产业配套。大齿轮转1圈，小齿轮会随之转10圈，同样也可以自得其所，把城市经营得很好。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州和东莞。正是因为上海的产业转型，苏州市领导才提出“大树底下好种碧螺春”的发展思路，把上海转移出来的优质产业照单全收，并充分利用上海的优势招商引资，以至于那些在上海无法立足的台湾小资本，纷纷来到苏州昆山，据说台商有三十万人之多，这大大增强了苏州的城市竞争力。广东东莞则正好处于香港、深圳及广州的连线上，目前已成为世界电子产品的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