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室旁,时间在翻阅纸张和敲击键盘的声响中悄然流逝。
陈启快速消化着林婉提供的资料。文件内容详实得惊人,不仅包括“概率法庭”的基础流程、己知的十二种常见证据类型及其概率分布模型,还有七份经过整理的“战报”——来自其他参与者的挑战记录,关键信息己被隐去,但核心数据和失败原因被标红分析。
“战报三:辩护方在第三回合试图引入‘情感共鸣’证据,系统判定该证据出现概率仅12%。辩护方强行推进,触发‘概率反噬’,委托人被当庭判定有罪,辩护双方各被虚化一项记忆(内容未知)。”
“战报五:挑战中出现隐藏规则‘陪审团倾向’,未及时发现并调整策略,导致最终裁决概率被压低至41%,失败。惩罚:委托人被数据删除,辩护方逻辑能力暂时下降15%(持续三次挑战)。”
冰冷的数据和案例,勾勒出一个既遵循某种数学规律、又充满恶意变数的战场。
“看完了?”林婉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她瞥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你用了三十八分钟。比平均速度快。有什么问题?”
陈启抬起头,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几个关键点。第一,你提到‘委托人’是真实事件的残影。我们如何知道事件原貌?系统会提供背景资料吗?”
“不完全。”林婉调出笔记本电脑上的一个图表,“系统会提供基础案件描述,但其中关键事实点都被替换为概率。比如‘被告在案发时间出现在现场的概率是65%’。我们需要在辩护过程中,通过质询、举证、逻辑推导,去‘挖掘’或‘塑造’对我们有利的事实版本。本质上,我们不是还原真相,而是在概率的混沌中,构造一个逻辑自洽且概率占优的‘故事’。”
“构造故事……”陈启若有所思,“所以,挑战考验的不仅是逻辑,还有叙事能力和对随机性的掌控。”
“正确。”林婉点头,“第二点?”
“你建立的这个基础概率模型,”陈启指着文件中的复杂公式,“它假设系统‘投骰’是伪随机,存在某种权重分布。依据是什么?”
“观察归纳。”林婉调出另一份数据,“我分析了二十七场可追溯的法庭挑战记录,发现某些类型的证据(如物证)出现的基准概率较高且波动小,某些类型(如证人主观证词)概率低且易受辩论影响。系统似乎在模拟现实司法中证据的可信度差异。此外,‘情感类’证据普遍权重极低,除非在特定情境下与逻辑形成‘共鸣’,但风险很高,如战报三所示。”
她顿了顿,看向陈启:“这也是我需要你的原因之一。我的模型擅长处理‘硬概率’,但对‘软因素’——如何构建具有说服力的叙事、如何引导系统AI(法官)的情感权重微调——缺乏实战经验。理论上,优秀的故事可以小幅提升有利证据的出现概率,或降低不利证据的权重。幅度可能在5%到15%之间,但在概率对抗中,这足以决定胜负。”
陈启明白了。他是那个负责给冰冷概率注入“可信灵魂”的人。尽管这个灵魂也是计算的一部分。
“最后一个问题,”他合上文件,“失败案例中,有因为‘委托人’本身有问题而导致的吗?比如,委托人确实有罪,无论如何辩护都无法扭转?”
林婉沉默了两秒,手指在触摸板上滑动,调出一份标记为【加密】的文档,输入密码后打开。里面只有寥寥数行字:
“战报零(来源不明,可信度存疑):委托人‘赵某某’,被控数据欺诈。辩护方付出巨大代价,将‘无罪’概率推升至89%。最后一轮,系统突然引入‘隐藏证人’,证明委托人曾自愿参与系统早期测试并签署‘责任豁免协议’。概率瞬间崩塌,委托人被判定‘有罪且需承担额外系统惩罚’。辩护方遭受反噬,代价翻倍。”
“自愿参与测试……”陈启皱起眉,“这意味着,有些‘委托人’可能不仅是受害者,也可能是系统的共犯或实验品?他们的‘清白’从一开始就是伪命题?”
“只是一种未被证实的推测。”林婉关闭文档,“但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性。所以,我的策略是:不过度投入,不把辩护建立在‘委托人绝对无辜’的情感基础上。我们只为‘概率’服务,不为‘正义’服务。如果出现极端不利情况,及时止损,争取‘部分胜诉’或‘降低惩罚’,而非追求‘完全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