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乃天下財赋重地,商业最为繁盛,也是贪腐舞弊最为严重的地方。
盐税的锐减,商税的隱匿,都只是冰山一角。”
朱由校的目光锐利如刀。
“朕將此事託付於你,便是相信你有能力查清这些乱象,揪出背后的蛀虫。
你可放手去做,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朕都会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杨涟连忙站起身,躬身叩首,语气鏗鏘有力:“臣谢陛下信任!臣定当竭尽全力,彻查江南盐税、商税之弊,釐清商税体系的乱象,追缴流失的国库银两,严惩贪腐官吏与不法商人,绝不辜负陛下的重託!”
方才与陛下一番对谈,又细览了盐税、商税两本帐册,杨涟心中已然对大明財税的癥结有了清晰的脉络。
在杨涟看来,如今大明商税的积弊,绝非一日之寒,而是数十年乃至上百年重农抑商政策下的沉疴痼疾,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癥结。
其一,便是税基窄,税率高,本末倒置。
朝廷的商税,只盯著那些在册登记的合法商人,对他们课以重税,却对遍布天下的走私贸易、黑市交易视而不见,或是说无力监管。
江南苏杭一带,丝绸、瓷器走私出海的规模,远超官营贸易。
运河沿线的粮米、布匹黑市,更是养活了无数豪强劣绅。
这些非法交易,逃掉了巨额税款,却让合法商人承受著沉重的税负。
杨涟在辽东时便听闻,江南有织户,明明织机规模庞大,却只登记半数,另一半则走黑市销货,只因官税太高,缴税后便无利可图。
长此以往,合法商人要么破產倒闭,要么被迫转入地下,成为走私团伙的一员,朝廷的税基,便如同无源之水,日渐枯竭。
其二,是征管混乱,贪腐横行,中饱私囊。
大明的税卡,遍布水陆要道,从京师到江南,从运河到长江,几乎是十里一卡,百里一局。
这些税卡的官吏,上至税课司郎中,下至胥吏、巡检,层层盘剥,雁过拔毛。
商人贩运一批货物,往往要在沿途缴纳数十次税款,远超朝廷规定的“三十税一”。
更可恨的是,这些层层加码徵收来的税银,真正上缴国库的,竟不足三成,其余七成,都被各级官吏私分,或是孝敬给了朝中的权贵。
杨涟想起方才看的钞关税帐册,滸墅关整顿前年收三十万两,其中上缴国库的不过十万两,剩下的二十万两,便被官吏与地方豪强瓜分。
这般明目张胆的贪墨,简直是在挖大明的根基。
其三,便是重税导致的恶性循环,抑制商业,百业凋敝。
高税率让商品价格暴涨,百姓买不起,市场自然萎缩。
市场萎缩,商人赚不到钱,税收便隨之减少。
朝廷为了填补財政缺口,又进一步加徵税款,如此往復,便形成了“重税→
商业衰退→税收减少→再加税”的死循环。
杨涟曾在辽东见过,因边地税负重,商贩不愿前往,百姓买不到盐铁,只能以物易物,民生凋敝。
江南虽比辽东富庶,却也难逃此劫,长此以往,再富庶的鱼米之乡,也会被这沉重的赋税压垮。
思及此,杨涟的眼神愈发坚定。
他深知,要破解这死局,绝非简单的严查贪腐便能解决,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改革。
而改革的核心原则,便是“轻税扩基、规范征管、藏富於商”。
轻税,便是降低法定税率,让合法商人有利可图,愿意从地下走到地上。
扩基,便是扩大徵税范围,將走私、黑市纳入监管,做到应收尽收。
规范征管,便是裁撤冗余税卡,统一徵税標准,严惩贪腐官吏,確保税银足额上缴。
藏富於商,便是让商人赚到钱,带动手工业、农业发展,最终实现“薄利多收”的良性循环。
税率虽低,但税基扩大,商业繁荣,朝廷的总税收反而会大幅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