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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男知青绝大部分去了井下工作，每天从矿井出来，也和其他老矿工一样，只有两只转动的眼睛和张嘴可见的白牙。他们下班直接去了大澡堂，洗干净了才回宿舍，开始弹琴放唱片，唱歌跳舞。

女知青同意分配到焦厂运料和烧火，戴着头巾和口罩，手上也是厚厚的手套，虽然是户外工作，可焦厂的浓烟一样熏得女知青的口罩嘴巴鼻子的地方黑黑的。下了班，只要洗了脸，换了衣服，女知青顿时恢复成靓丽的风景线。

知青的到来，让煤矿所有的人都兴奋了起来。毕竟知青都是年轻人，爱说爱唱爱跳，逢年过节的时候，成了煤矿最热闹的时候。

八一建军节，会有其他单位的上来和煤矿的小伙子篮球比赛，这时候赛场上的知青们个个帅气十足，围在球场周围的大人小孩无不在为自己的球队鼓掌喝彩。煤矿的小伙子们很威武，成了总厂的冠军，还代表总厂去参加市里的比赛。

这群知青里有宋师傅的儿子宋林。这个帅帅的大男孩，当时只有19岁。16岁去当知青，19岁返回煤矿。但他返回来的前一年，宋师傅调去了巴伦台的当副厂长。宋师傅本来可以直接把儿子留在巴伦台随便安排个工厂当技术工人，但从不谋私的宋师傅没有管老大宋林，听任上级部门的安排分到了煤矿下井。

母亲知道宋林是宋师傅的大儿子，对他格外照顾，平日里家里有好吃的，改善伙食都会叫他来家里。这个大哥哥也格外勤快，还特会做饭，每次到我家吃饭，都会打来食堂的很多碗米饭或白面馒头。

献血

1979年的春节空前热闹，知青们排演的各种文艺节目就像一场饕餮盛宴，让基本没有文化生活的矿上活跃了起来。

大礼堂座无虚席，有很多人来晚了只能站在走道里。独唱、合唱、舞蹈、诗朗诵，赢得阵阵掌声。年三十矿上所有的人都在大礼堂里，过的别有意义。

那时候就觉得知青好厉害，没有他们不会的，没有他们不懂的。于是喜欢上去知青宿舍玩。

我们几个小伙伴喜欢去王大头的宿舍，他和他哥哥一个宿舍，两个人都在井下上班。他们兄弟两，一个会拉小提琴，一个会谈吉他，他们的房间还放着一个老式留声机。我每次去就盯着留声机看，挨着留声机的就是一张张红色的唱片。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爱上了唱歌，之后更多的时候是跟在邻居谢叔叔的二胡下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可母亲却觉得我唱的非常难听，甚至说我是在“震飚”，只要母亲在，我就不唱，没有她在，我能一口气唱遍自己会唱的所有歌曲。谢叔叔也乐意陪着我一首接着一首的伴奏，这也算以后我去参加通俗歌曲大奖赛的启蒙吧。

夏天的时候母亲趁自己休息，带着我们三去山上网蚂蚱。蚂蚱是山上的一种昆虫，太阳越大，这种虫子长的越肥大，大人们都带着孩子们上山抓蚂蚱。最开始真的是用手抓，一个一个的往空酒瓶子里装，装满一瓶再装下一瓶。中午的饭很简单，一瓶水、一个馒头、或者一根黄瓜或者几个西红柿。母亲在供应站工作，黄瓜西红柿对我家来讲都不孙什么稀罕之物。

后来不知道是那个大人发明了网子，一个铁圈，铁圈上绑一根木棍，铁圈边上是用纱布做的一个长型的大袋子。纱布透风，拿着木棍跑起来，风就把纱布袋子撑得大大的，地上的蚂蚱就霹雳啪来的往里面蹦。这样的速度简直是快的不得了，有时候，一网子下来，可以装满两个酒瓶子。这时候酒瓶子就变成了塑料袋，或者布袋子。能跑的人，一天下来能网半个面袋子那么多。

拿回家的蚂蚱再用开水烫一下，之后晒在屋顶上，干了就收起来，等到冬天给下蛋的鸡喂，母鸡一样一天一个大鸡蛋。

家家户户养鸡已经成为习惯。我家也是养了十几只鸡，还有三只羊，七只小鸭子。

母亲整天带着我们不是网蚂蚱就是挖蒲公英，那时候蒲公英是拿来洗干净剁碎拌上鸡饲料喂鸡的喂鸭子的。

这个暑假，发生了三件事。

先是女知青在焦厂上班，装车的时候，被倒下来的焦炭砸伤了，伤在腹部，流了很多血。矿上的喇叭里不停的号召：“各位同志们，我们最可爱的知青同志，在焦厂工伤了，出血严重，需要献血，愿意献血的同志们，请主动到小会议门口前集合。”

这个号召一直响了半个多小时。到了晚上，我正在外面和小朋友玩捉迷藏呢，姐姐哭着找了过来，对我说：“你还玩，爸和妈又打架了。”

我等着姐姐提心吊胆的回家了。我们最怕父母吵架打架，父亲和母亲吵架几乎不高声喊叫，而且两人经常是半夜吵架，如果是白天吵架，他们会把我们关在外屋，把里屋的门关起来，他们在里面吵架。我们除了在外屋哭着拍打门，喊叫着：“爸爸妈妈不要吵架，爸爸，不要打妈妈。”经常是我们的喊叫声引来邻居薛琴阿姨和谢叔叔，帮着调停父母之间的战争。

父亲很有意思，只要打开门，看到外人，他会像没事人一样，笑着和人家说话，或者抱着弟弟就出去串门了，留下母亲给薛琴阿姨哭诉自己的委屈。

这个晚上他们打架究竟是为啥？姐姐说：“妈要去献血，爸不让她去，两人吵起来了，最后打起来了，妈的头发都乱乱的。”

我跟着姐姐回到家，战场已经是收尾了。母亲坐在卧室门口的椅子上发呆，父亲在另一侧的椅子上抽烟。

“我给你讲，你的身体弱，不适合献血，你非去，万一身体有个啥，三个孩子咋办？”父亲气呼呼的扔了烟头，在地上使劲踩着。

“大家都去了，我也要去，那么多人献血，一人只抽200毫升，没有关系，女同志造血功能比男同志好，啥也不会影响的。再说，人家那么年轻，还没结婚呢就这么大的工伤，我们应该去救人家。”

两个人显现已经过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开始事心平气和的说话了。如果不是母亲一头乱发，我根本不相信家里刚才发生了战争。

“你也是预备党员，怎么思想这么落后，你这样谁还敢批准你入党？”

“别扯那么远，这是两码事。反正我不同意你去。”

“落后分子，如果是战争年代，你一定是叛徒。”

“叛徒也是你逼的。”

晚上我们睡着了，半夜母亲找不着了。她还是半夜自己走路去了总厂医院，很遗憾，母亲去的晚了，人家需要的a型血已经够了，母亲是o型血，父亲是a型。

等第二天母亲跟着车回来，早有人给父亲说了，母亲没献成血，父亲也没说啥。原本是在家着急了多半个上午。因为早上起来，发现母亲不在，父亲就猜到了，这个时候追已经来不及了。

第二件事，是我家的三只羊丢了，估计是跟着哈萨克牧民的羊群跑了，父亲让我去找羊，说我熟悉山里的路，因为父亲几乎每次上山才蘑菇都必须带我。

我进山里找羊，翻了一座山又一座山，我家三只绵羊影子都没有。大约过了中午，天开始阴，我赶紧往回家的路跑。

最后一座山翻过去就是家了，雨下大了，瓢泼大雨，瞬间将我淋个湿透，我湿湿的回到家，脱掉所有的衣服，钻进被窝，还没等母亲的姜汤熬好，我就开始发烧了。

母亲埋怨父亲：“你也真是的，让这么小的娃娃去山里找羊，不见了问几个附近放牧的哈萨克牧民就知道了，干嘛让二妹去淋雨，你不知道她的小身板经不得这些啊。”

“我就是说让她去找找，谁知道这孩子实心眼，跑了这么远，如果不是下雨，估计还不回来呢。”

“你还得意？二妹发烧了，你摸摸，晚上再不退烧该背去卫生所打针了。”

我从小就特爱感冒，一感冒准发烧，发烧不仅吃药，还要打针，那时候基本都是打青霉素，还要做皮试。打针的次数太多了，我的屁股蛋上肌肉打死了，硬硬的两个窝窝。所以，我见了打针就怕，宁愿吃药，再苦再大的药片我都吃，只要别让我打针。